回首中国经济金融改革开放30年，每逢经济处于上升周期、投资过热、信贷与货币政策开始紧缩的时候，地下金融就进入活跃阶段。1984~1985年，1987~1988年，1992~1994年，2003~2008年，在这些经济相对高涨的发展阶段。尤其是2005年到2008年上半年，根据我们地下金融课题组的调查和推算，地下金融融资规模已经从2005年的6万亿元扩张到2008年上半年的近10万亿元。

　　每当货币政策从宽松转向趋紧，地下金融就会繁荣，民间非正规的金融组织迅速发展、地下融资盛行，导致民间利率高企、金融资金链条紧张、非法集资案件上升、企业不堪重负破产、局部社会不稳定问题，这些问题促使政策层面采取治理整顿金融秩序、规范非正规金融的举措。

　　目前，货币政策已经从紧缩向适度宽松型转变，地下金融的需求趋于弱化。地下金融的周期性发展也间接推动了中国非正规金融制度的创新，私营金融机构、基金会、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等在不同阶段出现，目前孕育中的《放贷人条例》将进一步推进民间非正规金融的创新。而只有构建多层次信贷市场体系，才能真正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和地下金融问题。

　　非正规借贷爆炸式增长

　　近年来，企业、个体工商户等融资主体通过银行以外的非正规渠道借贷规模出现了快速增长的态势。2008年5月，我们课题组在山西平遥、介休、太原等地对多家民营煤炭、焦化和铸铁企业的调查发现，他们通过非正规渠道融资的比重平均为85%。

　　2006年，我们课题组对除了西藏、贵州、重庆和台湾以外的全国27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调查发现，全国包含民间借贷、地下借贷和非法借贷的规模超过了6万亿元。2006年和2007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分别达到21.09万亿元和24.66万亿元，按照我们对居民、企业、政府部门的调查结论，全国未观测经济规模占GDP比重平均为29%左右推算，2006年和2007年中国未观测信贷(包含地下信贷、民间借贷和非法借贷)规模已经分别超过7.5万亿元和9万亿元。2008年第一季度，中国GDP规模为6.15万亿元，同比增长10.6%，未观测信贷规模增长16.96%(信贷对经济增长的弹性是1.6)。如果按照匀速增长计算，2008年第一季度全国未观测信贷规模应该在9.5万亿元。所以，在紧缩型货币政策下，按照这样速度推算，2008年6月，全国未观测信贷规模已经突破10万亿元。

　　非正规借贷规模爆炸式增长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宏观调控效果，从宏观角度看，信贷融资总量并没有实质上的减少，但是企业的财务困境越来越严重。来自企业微观层面的要求信贷“有保有压”的呼声与中央银行利率、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实施的无差异性是一对不容易协调的矛盾。

　　内外经济环境恶化企业融资困境

　　目前，开始于2003年下半年的紧缩型宏观调控经历5年后的今天实现了转型，积极财政政策重新高调进入，适度从紧的稳健型货币政策也转向适度宽松型。如果没有发端于2007年初的美国次贷危机，今天的全球金融动荡和由此引发的经济衰退就不可能出现，或者会推后几年发生，那样的话，中国企业依然能够在宏观政策紧缩中依靠外部需求维持正常的经营。事实上，次贷危机演化为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过程已经持续了2年时间，由于早期对危机的严重性认识不够，过度紧缩的货币政策在2008年6月进入高强度区间，银行信贷紧缩的力度将某些企业推向融资绝境，导致经济下行加速，令人措手不及。

　　浙江绍兴江龙集团的非法集资无疑是在资金链条绷紧的情况下做出的无奈之举，2007年12月~2008年7月以月息6%~9%筹集8000万元对于解决企业资金困难也只是杯水车薪。20多亿元的负债和继续融资的困难，把这个所谓中国最大的印染企业逼上绝境。民营企业不仅举借了正规银行的债务，还利用民间高利贷解决资金周转的困难。最终因为债务被收回，经营业绩下滑，出现资不抵债，走入破产境地。

　　江龙集团只是资金链崩溃导致企业倒闭的一家。2008年以来，以加工、出口为主要经营模式的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民营企业出现了倒闭风潮，不少当地行业龙头、甚至是全国行业龙头的民营大型企业纷纷破产。6月5日，台州的“浙江飞跃集团”出现资金链断裂的危机；7月17日，义乌的“浙江金乌集团”因巨额债务无法偿还，被破产拍卖，董事长张政建失踪；7月30日，杭州的“浙江金义集团”董事长陈金义，因身负巨债，神秘失踪；8月13日，兰溪的“浙江一新集团”董事长郑亚津因巨额债务纠纷，在其办公室自缢身亡；10月7日，绍兴“浙江江龙控股集团”破产倒闭；10月11日，浙江最大的民营企业——“华联三鑫集团”破产，等等。

　　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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