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广州三年展上刘小东的参展油画作品《青藏铁路》

　　9月6日，第三届广州三年展在广东美术馆如期举行。本届三年展的主题是“与后殖民说再见”，展出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8位艺术家的最新作品。

　　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副院长、本次三年展的联合策展人高士明表示：“自近代以来，广州就一直是中国实验艺术活动的前沿地带。广东美术馆也始终致力于成为中国乃至国际前沿艺术的一个实验室。”组委会副主席邓永锵称，正如当年的改革开放邓小平选择了深圳一样，当代艺术选择了广州。

　　广东美术馆馆长王璜生把这些归结为“地气”使然：“广州阳光充足，东西生长得很快，兴奋的时候，大家能够做很多事。广州的文化土壤、文化生态，有它很有活力的一面。”

　　仿佛在印证上述发言，就在开幕式进行当中，一场暴雨不期而至；但这场冷雨并未冲散广州观众的热情。傍晚时分，雨后斜阳，在时而间作的闷雷声中，上千名观众把广东美术馆围了个水泄不通，不禁让人慨叹这座城市对当代艺术的参与热度。

　　昨天还在追捧“多元文化主义”，今天就以一种决绝的姿态“与后殖民说再见”，这恐怕也是广州三年展所特有的，不容有二。

　　第二届广州三年展曾经对“多元文化主义”做过策略性表述；此番“多元文化主义”卷土重来，却遭到众人“鸣鼓而攻”。广东美术馆方面表示，第三届广州三年展从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反思出发，引出对与之相辅相成的“后殖民主义”的解构性思考。这显示了广州三年展整体理论话语内在的逻辑性和演进的张力。

　　不过，后殖民主义作为一种文艺思潮，在进入公众视野之前，就已经被国内重要的后殖民研究者王宁定性，认为该思潮在西方已经“式微”。广州三年展何苦与“垂死”的后殖民主义纠缠不休，是琵琶倒弹还是杨柳新翻？

　　高士明表示，后殖民主义远未消亡，恰恰相反，从上世纪90年代初进入中国以来，它就同当时国内萌发的文化民族主义情绪以及新保守主义结合在一起，在当代艺术家中大行其道。

　　在回答西方记者“中国从来就没有成为殖民地的历史，如何说得上‘后殖民’，又谈何‘告别后殖民’”的提问时，高士明说，中国介入现代的这段历史，有着比我们的殖民经验、被殖民经验或者说自我殖民经验更为剧烈的记忆；这种记忆阻碍了我们对殖民或者后殖民经验的挣脱。我们所说的后殖民，不仅仅是在说作为一种经验，作为一种切身体验的后殖民，还有一种作为语境的后殖民，一种眼光的后殖民，和一种解释策略的后殖民。联合策展人萨哈马哈拉吉也对高士明作出声援，他说中国虽然没有经历过彻底的殖民化，但对被殖民的痛苦感受同印度人民没有区别，不能以殖民程度的高低作为有无后殖民话语的判断标准。

　　高士明继续阐释道，这种在西方社会具有挑战性、具有批判能力的后殖民话语，进入中国之后，首先是作为一种西方话语，而不是一种非西方话语或者反西方话语而存在。作为艺术策展与批评领域的主导性话语，后殖民主义已经高度意识形态化与政治化，不但日渐丧失其批判性，而且已经成为一种新的体制，阻碍了艺术创作新界面的呈现。所以，“与后殖民说再见”，不但是从后殖民出走，而且是“重新界定”和“再出发”。

　　联合策展人萨哈马哈拉吉提出“通过视觉思考”，这同第一届广州三年展时就倡导的议题“通过展览思考”不谋而合。主办方强调，艺术展览并不仅仅是理论话语，更重要的是它的视觉意义和思考力量。

　　吴山专的装置《黄色飞行》，臆想了一次环球飞行：起点是1995年的北京，终点则在1997年全球瞩目的香港。在这个预设的情境中，“后殖民”与“国际”的议题被集中呈现：由于殖民主义作梗，一次原本平常的国内飞行变成了国际之旅。除此之外，吴山专还加入了艺术的构思，异想天开地要这次飞行经过所有的国际机场转机。在艺术家的狂想中，目的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目的达成的过程，所以抵达香港的时间一再延迟。在国际机场之间穿梭往返的旅客，身份无隙自由地转换，具备了一种“国际公民”的性质。而国际机场，则是一块身份政治的飞地，永远处于一种“之间”的状态，游离于任何政治实体之外。在艺术家的作品中，观众同作者不羁的思想一起飞翔，飞过“国际”，飞过“后殖民”。

　　朱昱则号称帮助上帝在《旧约》与《新约》之后编写了一部《后约》，完成《圣经》三部曲。这所谓的《后约》包括“灭世纪”“出地球记”等章节，其中动用了石油、核武器等标志现代性的事物，摆明了是对《圣经》故事颠覆性的解读，同时体现了作者积极介入现实政治的态度。朱昱这样阐释它的作品：“很难心甘情愿地认同世界是有差别的，而乐此不疲地蓄意强化彼此文化间的差异成为了惯用的文化贸易方式。理论上的文化甄别反而加速了感受上的一致。当无法用语言表述的时候，我信赖艺术的方法。”

　　告别“后殖民”为艺术打开一方创造的天空，通过视觉的冲击彰显思考的力量，也许这是本届广州三年展想要带给人们的。11月16日，广州三年展将与有志于“再出发”的人们相约，3年后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