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时年59岁的吕渭川即将退休，他面临的选择是：从之前担任董事长的中国最大的制药商——华北制药集团退居二线，担任顾问；或者到河北省科学技术协会任主席。
但吕渭川毫不犹豫选择了自己创业。对他来说，在华北制药集团的40年中积累了各方面资源，早已想在生物新材料领域进行拓荒，于是创立了天津国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天津国韵”），尽管这家公司的聚羟基脂肪酸酯（下称“PHA”）产品还处在研发阶段，却已经以其产品在节能环保上的突破意义受到了帝斯曼风险投资、青云创投等机构的追捧，这位花甲创业者的另一段精彩才刚刚开始。
资源整合家
从生物技术领域进入新材料领域，吕渭川认为并不跨行，PHA的生产方式与生物医药类似。可降解并能够替代塑料的生物材料在全球范围内主要有三类，即改性淀粉、聚乳酸（PLA）及PHA，与PLA相比，PHA的性能更好，且不需堆肥进行降解。
尽管PHA早在1925年就被人们发现，但产业化发展一直没有跟上。实际上，将菌类培养的PHA转化为可以为人类利用的新材料，绝非一时能为之，除对于应用性的深入探究并将生产规模扩大，还需要将涉及到基因工程、分子生物学、材料科学等多学科的技术进行整合，这对于只在某方面精耕细作的技术人员是最大的难题。
但这在吕渭川眼里并不复杂。创业本就需要大量整合资源，他迅速分析了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在华北制药集团从技术员做到董事长，技术出身的他对相关学科都有所涉猎，曾经带领团队解决了生物技术的工程化，在实验室项目产业化方面经验丰富。而在新材料行业，各类技术的整合更是聚“人”的过程，“有些人才可以吸引进来，有些尽管永远不会成为公司的一员，但能够想办法建立合作。”
从2003年开始，吕渭川用“分期分批，为我所用”的方法，迅速组织起一系列技术精英。在PHA产业化的过程中，首先需要在实验室构建菌种和优化工艺，即“上游研发”，提高产率和转化率的人才组成了公司的技术中心。
之后将实验室里的成果放大规模的“成果转化”，以及针对不同加工需要的“应用性研究”，天津国韵都需要与一些院校进行委托研究。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北京化工大学、清华大学、汕头大学多学科研究中心等机构都是天津国韵的技术合作伙伴，由公司出资，这些机构进行研究并担任发明人，专利则归公司所有，对研究成果拥有独家使用权，而产品销售所得的利润又拿出来资助研究机构。
实际上，吕渭川本人就是1990年代初“产学研联合”的发起人之一。与医药不同，材料应用研究的产业链更长，天津国韵董事会秘书金明透露，公司聚集了10余家研究机构组织，“也只有吕总这么资深的人士才能与他们顺利对话”。吕渭川在其中既是技术组织人又是创新发起者。
“餐盒”战略
从“上游研发”做到“成果转化”，对于一家生物新材料制造商似乎已足够，但吕渭川考虑最多的是“应用性研究”。构建天津国韵的产业链初期，吕渭川几乎预想到新材料问世后的情况：下游的加工企业不了解这种新材料，对能否加工、能否获得满意的表现更需要反复尝试，由于PHA比其他材料普遍贵3倍左右，如果PHA适用性的实验几次不成功，加上时间成本和原料成本的双重阻碍，便很难进行下去，新材料的推广很容易胎死腹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