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谢谢车书记的讲话。下面有请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段应碧。有请段老。
段应碧（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聚焦农业经营体制创新。我认为这是党中央国务院根据我们国家农村发展新的情况做出的新的部署，也是我们国家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一项新的任务。他预示着我们国家农村的生产关系、农业的经营体制将会有新的变化。创新农业经营体制有很多事情要做。我想利用这个机会讲我自己的一点看法，一个观点，也就是一句话。在创新农业经营体制中，一定要坚持家庭经营的主要地位。
农业是跟动植物打交道，他的生产对象是有生命的动植物。他具有两个很重要的自然经济特点。一个是经济再生产和自然再生产的交集。第二，生产时间和劳动时间不一致。生产时间很长，劳动时间不长。这两个特点就决定了有两个东西不适合在农业上搞。一个是集体劳动，一个是雇佣劳动。因为这个特点决定了，搞农业的人对农作物、农副产品必须像母亲对待自己的孩子那样精心的呵护，不光是劳动时间要很精心，而且在整个生产周期的过程中都要很精心的呵护。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家庭经营，他的利益关系最直接。
刚才吴总讲保姆一万八，其实再好的保姆比不上自己的母亲。当妈的人只要有时间就要看着自己的孩子。孩子幼儿园放学，妈妈还没有下班，她会担忧她的孩子怎么样，保姆会这样？农业整个生产周期就要精心呵护，什么时候该给它喂奶，什么时候该给它喝水。不喂奶不喝水的时候应该怎么办。他的老母亲早上起来做饭，他叼根烟袋到田头去看。他看他的庄稼，一旦风吹到以后，他就给扶起来。这种精神你搞集体劳动行吗？你搞雇佣劳动行吗？谁给你关心去？发达国家最早是搞庄园主制度，那是奴役制劳动、集体劳动，不行。后来变成资本主义大农场，以雇佣劳动为主。巴西过去搞雇佣，都垮了，现在都是家庭。我国八十年代改革就是搞家庭经营。在创新农业经营体制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家庭经营的主要地位。有些人就要说了，那你还创新什么？我觉得他是在家庭经营基础上往前走，着力点应该在哪里？我觉得要把注意力和工作的重点放在四个方面。
第一，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机制、体制。世界农业发展规律是农业劳动的人劳动要减少，要扩大规模、搞现代化。农业劳动力比例的大小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很重要的标志。所有的发达国家农业劳动的比重都很低。所有穷国农业劳动力比重都很高。我们要想办法让农业的劳动力尽可能去搞非农就业。现在两亿农民已经不搞农业了。我们怎么从体制上让他形成一种自然转移的机制。这样才是我们搞规模经营、搞农业现代化的前提。
第二，建立新型的，在土地流转机制上创新。现在我们的土地流转时间短、随意性很大。怎么把它变成一种能够有利于向种田能手、家庭农场集中的机制。你要有规模，没有规模怎么搞现代化？没有规模也不能发展集约。
第三，要改善农业的生产条件，转换农业的投入机制。为培养规模化的新的经营服务主体创造条件。随着劳动力的转移，土地就可以在农民手上集中，可以发展大的农户，还有一些家庭农场。但是土地的平整、土地的水利化，这些基建投入要搞起来。因为农民没有集约，他靠他自身做不到这些，政府就要给他创造条件。
第四，就是农业的支持体系和服务体系。这一点是这个新的经营体制创新的重点。这里面有三种：一个是靠政府，公益性的服务就得要靠政府来干。第二，靠农民，发展专业合作。第三，靠企业，企业特别的重要。我们国家的龙头企业有十几万个。十几万个企业领头人都像吴总那样，我看服务体系建设就会提加快。你怎么把龙头企业的领头人都变成吴总那样，这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事，本身就是一个研究题目。加强调动企业的积极性，那就厉害了。所以我觉得创新农业经营体制很重要，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坚持家庭经营的主体地位，这个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
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段老用生动的案例和幽默的例子为我们讲了现代农业。无论是我们发展现代农业还是创新农业经营体制，或者是创新农业科技，我们需要有一支年轻的生力军。这支生力军有一个共同的黄埔军校，就是中国农业大学。下面让我们有请中国农业大学柯炳生校长为我们做演讲！
柯炳生（中国农业大学校长）：
首先给大家拜年，祝大家新的一年身体健康！
以上几位领导已经把这个题目论述的非常全面、详尽、深刻。因为这些领导都是一号文件的起草者，他们讲的就是一号文件的主要内容。连续十个一号文件，每一个一号文件里面都把如何让农民富裕起来，如何让农民增收作为一个重要的内容加以阐述、分析和研究。
如何让农民富裕起来，所有答案都在一号文件里面。无非是政策、组织、市场、投入等等。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科技。我就科技这个事说三句话：第一，科技很重要。第二，科技创新很重要。第三，科技推广很重要。
科技很重要。政策的因素、市场的因素都很重要。但是他更主要是在短期内，这个短期是一年、两年、三年。科技是长期的。世界农业的发展史本质上就是一个农业科技的发展史。科技是什么？就是以尽可能少的投入获得更多的产出，更好的产出。也就是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因为没有科技的创新和进步，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是不可能的。农民增收也就缺少了一个最基础的源泉。通过农业科技的发展，同时也能把没有用的资源变成有用的资源。原来资源贫瘠的变成更好的、产出更高。
第二，农业科技创新很重要。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要想促进农业的发展，我们自己的原创非常重要。我们的科学家做什么？抗旱的应用。同样的品种，有抗旱基因的孕育，三十天不浇水，之后浇水了它能够缓过来。我们常规的科技和现代的生物科技方面我们有很多的进展。要想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民增收，这些方面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也要看到国家在近年来大大加大农业科研的投入。跟需要相比，仍然很不够。无论如何计算，我们国家对农业科研的投入跟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
第三，农业科技推广很重要。再好的技术如果不能为农民接受的话，还是不能转变为生产力，所以推广很重要。农业的推广有很多新的需求，我们传统的讲农业推广很简单。有一个新品种，推广一下，有一个新技术推广一下，大面积推广。现在的要求越来越细致化。农民对技术的需求越来越个性化。有一家一户的农民，有合作社，还有一些涉农的企业，这些方面要加大力量。
这些力量是三个方面的力量：第一，政府的推广力度。政府的农业技术推广提高。原来是百万大军，现在是五六十万。核心是县级的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加强和完善。一村一个大学生很好，但是一个大学生的能力有限，不足以支撑。把县一级别的农业推广弄好了，县一级向上可以和农业科研院所合作，向下可以和农户、企业、示范户联系，可以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县级范围内，种植、养殖的主要品种差不多，技术有一个共同性，有百八十人，现在交通发达、技术发达，覆盖全县应该是可以达到的。第二，农科院系统，农科院做的工作更结合实际一点。农业大学的工作是把育人、科研和社会服务结合起来。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那是一个农业科技研究和推广结合的范例。我们获得了国家的科技进步的特等奖，也获得了几个院士。在新的时期我们有新的培养类型。他们搞了农家小院，开始在广西，后来搞到河北去了，河北小麦增加15%到10%。广西有一个种橡胶农民企业家，种了一万亩，他用了全现代化的国外灌溉和施肥的机器，成本很高。我们一看，你根本不需要那样，用了国内的化肥，肥料有好的配方，大大降低了成本。这样的例子很多。第三，涉农企业，在为农民提供生产资料服务和输送农民产品的同时，也为农民提供他的技术支持和技术咨询。这在发达国家已经非常普遍了。因为只有农民会用这个产品，这个产品才能有好的效益。尤其随着现代涉农企业的发展，在这方面的作用会越来越突出。永业集团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希望有更多的农民企业家像永业集团这样的，我们期待着也一定会有。
我就说这些，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柯校长。科技很重要，科技推广也很重要。有请下一位演讲的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陈萌山先生。
陈萌山（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
如何让农民富裕起来，我的意见是要从农业全产业链上建立农民增收的机制。去年九月份，我有幸参加中国政府农业代表团到北欧丹麦、瑞典、芬兰三国考察。我有一点体会，可以用三小三大来概括：
一是小国家，北欧这三个国家都是小国家、大企业。三个国家都很小，丹麦是五万平方公里、芬兰33万平方公里，瑞典45万平方公里。人口是几百万到一千万的小国家。但是这三个国家都有在国际上有影响的大企业、大公司，如诺基亚、爱立信等等。国家的竞争力体现在企业的竞争力。政府的话语权来自大公司的支撑。小国家、大企业。
二是小产品、大企业。这三个国家都十分重视科技创新，强国立国。支持发展一大批看似小、但科技含量很高、在世界市场占有率很高的产品。比如说瑞典的利乐包装公司，就是搞乳制品饮料包装的，这一个产品占全球市场的70%。
第三，小农户、大合作。这三个国家都是世界上人均收入很高的国家，现代化程度也很高，但农业没有因此凋敝。农业涉及到国家的现代化、农业的现代化。农业收入与城市居民收入的差距很小。我观察有两条，或者两个原因。一个是欧盟共同农业普及政策和提升。二是农户的生产规模小。农户的生产规模没有改变，给农户生产经营，农户仍然是家庭生产经营，规模都是在二十多人左右。我们看了几个农户，合作社这种体制紧紧的把农民、农业带向了现代化。通过合作社使农民全面分享了农业全产业链的利益。所以，我今天建议的主题就是怎么能让我们国家的农业，特别是种田的生产性的农民能分享全产业链的效益。
北欧三国的农民组织化程度达到很高的水平。合作社办了很多养殖业、加工业，确保了农民的收入能够随着国家的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农民能够得到合作社的产权。丹麦的农民合作社起步早、非常完善。所有农民都是一个或几个合作社的成员。农民一旦进入合作社，享受全方位的效益和服务。政府重视合作社的发展，通过专项基金、特殊的政策扶持。所以刚才我说的瑞典的利乐公司，利乐公司是农民合作社办的跨国企业，合作社使农民改变了弱势地位，农民也能够享受现代化进程中的利益。
我国农业随着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农业产业整体效益在迅速提升。2012年我国农牧渔业的总产值是5.2万亿元，农产品加工的产值是15万亿元，农产品流通产值超过10万亿元。这两项加工业和流通业是农林牧副渔总产值的两倍以上。我们国家农业前端和后端的收益大多数被城市和工业占有。特别是生产性的农业并没有真正分享到农业产量和成果。全面促进职业农民的稳定增收，就是农民进城以后，我们改变统计方法，种田农民纯收入的问题，是我们当前最急迫要研究、面对的问题。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专业化农民会逐渐减少。解决农民增收，要让农民具备一定能力，吸收青年人进入农业、住在农村。要大力发展合作社，让合作社进入全产业链。目前我们国家农村的合作社大多数停留在生产上的合作。合作社经济在现代农业发展、农民增收致富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调节工农城乡关系重要的平衡器。目前我们合作社是68.9万家，也只有5300万农户。合作社的发展还处在初级阶段。现有的合作社是生产型为主，规模比较少。产权不够清晰，管理不够规范。还需要进一步的规范，大力扶持，不断提升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专业化水平。一是要从政策上打开全产业链，降低合作社的准入门槛。二是要加大扶植力度，着力提升合作社自身的实力和带动能力，吸引有知识的青年农民从事农业，进一步强化金融、税收等方面的政策措施，进一步提升合作社在市场营销、冷藏、冷链方面的加工能力。三是推广合作规范化建设。四是要强化人才培养，大力培养职业农民和新型农民的经营主体，打造合作社的领军人才，加大对合作社企业人才的培养和引进。
谢谢大家！
主持人：从前年的下半年开始，在我们的媒体和新闻界刮起了一股旋风，叫做走转改。我们的农村、农业需要记者同仁的关注、报道和宣传。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共同聆听一下翟书记有哪些高见。掌声有请中国记协党组书记翟惠生先生。
翟惠生（中国记协党组书记）：大家好，我今天就讲讲我们媒体的事。“三农”的问题是新闻报道富矿，让农民富起来是永恒的报道主题。但是在当今这个时代怎么搞好“三农”报道？第一，必须是模糊性思维。第二，必须是走转改。
模糊性思维，现在有三个模糊：国际和国内模糊，虚拟世界和现实生活模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科技边界越来越模糊。我们搞农业报道绝对不能只就农业说农业，农业确实是弱点，但是我们的思维应该是政治型、社会型、经济型、民生型。只有这样才能把农业放在大局下考虑。就农业说农业，陷进去了，第一，你不是专家，第二，你不是农民。你要向全社会说“三农”的事，要把事情说清楚。
第二，必须走转改。走转改走了一年多了，效果挺好。现在关键问题是，走转改最终的本质是什么？绝对不是把民生新闻碎片化。走走镜头，农民过着什么样的苦日子，我们怎么样去扶贫。这是最初始阶段。核心是要有深刻的思考。今天我数了数媒体一共31家，网络几乎占了少一半。这么多媒体，就是把专家的话简单的说说就完了吗？可以，但是要知其一，更要知其二。一定要深入下去，把很多“三农”的问题要有模糊性的思维，用基层的语言说出来。这样的农业报道就是最有生命力的。不是说只有农民日报才专门搞农业报道，光明日报就不搞农业报道。关键是看话怎么说，角度怎么把握。我们理清了思维，找到一种采编的正确的走转改的路子，“三农”报道一定会很好的火起来。这个一直在谈论、一直在破解，到现在还没有破解完的如何让农民富裕起来的话题，一定会在未来三到五年内得到一个破解。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主持人：下面有请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司长张红宇先生。
张红宇（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司长）：
我结合今天这个会议主题讲四句话：
第一，如何让农民富起来，要有一个目标。我认为这个目标要实现农民的超常性增长。如果不实现农民的超常性增长，尽管我们实现了倍增，这个差距仍然是存在的。所谓的超常性增长，是进入到八十年代段主任他们当时一个团队的一句话：一个是超过经济发展速度的增长，第二个是超过城市居民收入增长的速度。
第二句话，如何让农民富起来，要有内生机制。这部分农民将来可能是更多的通过非农产业获得他们的收益。另外一部分农民应该从职业化，通过专业化、规模化来增加他们的收入，甚至有小部分农民将来一定是通过补贴来增加他们的收入。所以，第一个是促进分工。第二个收益的内生机制，就是通过所谓的体制机制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也就是发挥改革的作用。
第三句话，如何让农民富起来，要顺应外部形势的变化。改革开放到现在30多年，农民收入的构成和十年前、二十年前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谓的适应外部形势变化，第一，怎么样顺应高价农业的发展。高价农业对农民增收有很大的好处。我们不可能与资源丰富的美国、南美这些国家相提并论。对于消费者来讲，你可能要忍一忍，对于生产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利好的消息，要顺应高价农产品时代的到来，要通过持续的高价格增加农民的收入。第二，要顺应低成本工业化结束的环境。这就意味着工农之间的交换关系要发生很大的变化。工农之间，特别是农业的要素资源在交换过程中要得到最大的实现。要素资源得到最大的实现，对农民增加财产型收入，我以为是非常有用。第三，调整农民收入分配格局。
第四句话，如何让农民富起来，政府要有所作为。第一，一定要有一个目标，现在城乡居民收入倍增已经有了一个非常清晰的目标，但是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现在看起来还应该有一个更清晰的目标。我们能不能设想到2015年，我们的收入差距由现在的1：3.1，缩小到1：2.5，或者是左或者是右。到2020年能不能缩小到1：2到1：2.5。现在在发达地区和中西部地区都有一些星星点点农民收入和城市居民收入差距不是那么大。1：2，1：2.5，这些案例都有。这些案例形成燎原之势在全国放大，我们政府是可以有所作为的。第二，能不能通过改革，改革是最大的阻力，改革就涉及到方方面面了。政府要扛起改革的大旗，在农民收入更应该打攻坚战。第三，是不是要有一个考核机制。2020年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各级政府的考核，一定要把民生问题，特别是农民收入作为最大的问题来统盘考虑。
我的发言完了，谢谢大家。
主持人：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朱信凯先生。
朱信凯（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前辈、各位记者朋友。我想给我们的记者朋友讲几句话。通过我们的记者朋友向全社会传递一种声音。我们农业的问题既不是缺钱的问题，也不是缺科技的问题。缺什么呢？我觉得我们理解文化的时候从四个方面理解。器物、组织、价值的层次。我觉得我们是整个社会对农业有一种极大的偏见和认识上的误区。这是最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改变不了，谈什么问题都是纸上谈兵。我最近有一本书叫《我们必须重新认识农业》。我给农业下了一个定义，农业是集技术、经济、政治和国家安全于一体，与整个人类的发展史相并存，并与人类相同发展进步，表现为多功能性、永恒的魅力产业。这才是农业。如果我们不能从这个角度认识农业，我们要吃很大的亏，要走很多的弯路。美国早就不是农业社会了，但是美国除了五角大楼国防部，就是农业部。美国打击全世界的武器不是核武器，是农产品。
但是我们现在全国人民对农业有一种极大的认识上的误区。尤其是统计部门公布城市人口已经超过了农业人口。有一天我们人民大学一位院长忽然跟我说，你们学院的任务是不是快完成了，你们学院是不是快被结束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样理解和认识农业。正因为我们没有很好的认识农业，所以我们最大的问题是一个体制问题。包括我们的政府也没有认识到农业的重要性。我们有哪一个部的大部制改革紧迫程度比农业重要呢？我不是说一定要把农业部做大，你一定要在更高的层面整合。我们真的不能容忍从田间地头到餐桌的农产品的产业链有那么多的部委在插手。所以我们最应该进行的就是农业的大部制改革。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应该整合农业资源的时候。农业发展到了一个瓶颈，现在确实要打破这个瓶颈。只有通过农业的大部制改革或者在更高的层次上真正意义上的整合农业的全产业链，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好的，我就讲这么多，谢谢！
主持人：两个多小时过去了，我们今天的座谈会也已经接近了尾声。我们为了响应中央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决议，今天没有红毯、没有鲜花，虽然没有鲜花，但是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是春暖花开。马上要迎来的二十四节气是惊蜇。大家今天的真知灼见，各位专家今天的观点、论断就是一声声的春雷，让我们在春雷声中忙活起来吧。一年之计在于春。再次感谢今天的各位嘉宾参加我们今天的座谈会。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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