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寻找现代社会认同的时候，我们应特别关注早期儒家，即孔孟的、没有被阉割的儒家。重竖一尊铜像容易，重塑民族精神难。

2011年1月11日，一座总高为9.5米的孔子青铜雕像在国家博物馆北广场落成，天安门地区又添文化新地标。看到这条消息，笔者在新浪发了条微博：“孔子被批60年，这铜像算是‘平反昭雪’吗？看来仅有GDP还是不行，一个民族要有精神和思想的认同，否则就会散掉。”改革开放30多年后，华夏民族碰到了前所未有的认同问题。

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意味着在不触动基本的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前提下，迅速在经济层面上推进市场化的改革。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作为规则的执行者和秩序的维护者，发挥着较其他转型国家政府更多的职能。然而强势政府如同双刃剑，一方面保证了社会和经济秩序的稳定，使中国免受前苏联、东欧国家经济转型之苦；另一方面，由于缺少制约，政府越来越多地参与和干预经济，逐渐转变成为带有自身利益诉求的规则执行者，也就是通常所讲的亲自下场踢球的裁判。

这样的裁判对社会公平的破坏是显而易见的，机会严重不均，收入两极分化，过去2000年中困扰中国社会的痼疾再次显现。人们自然地想到了用同样悠久的儒家学说去应对。

经济的繁荣和思想的贫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孔夫子勉为其难，再次披挂上阵。

孔子会发现，这一次赋予他的使命几乎是无法完成的，他要为现代人找到新的核心价值观以及新的精神寄托。核心价值观是现代社会秩序和游戏规则的伦理学基础，而社会精神要满足现代人对人生意义的探求。毕竟小康生活只是延续生命的手段，对于亘古不变的问题—人为什么活着，温饱加深了而不是缓解了精神上的焦虑。

孔子会发现，他建立的儒家学说和现代的普世价值观既有相容也有冲突之处。孔子主张“仁者爱人”，孟子讲“民贵君轻”，与尊重个人权利的现代观念不无呼应，“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不失为朴素的理性主义。但在如何达成“仁”上，他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人特别是社会精英的自觉上。欲使“仁”成为自觉，儒学就要成为他们的信仰。

现代社会却是多元的，既有利益的多元，也有信仰的多元。在现代社会中，信仰是个人的私事，必须允许不同的信仰，如儒、佛、道、基督、伊斯兰等宗教以及无神论的和平共存。要想在多重信仰的环境中建立一致认同的游戏规则，现代社会需要跨出重要的、也是儒家从未思考过的一步—私域和公域的分离，或者信仰和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分离。

在市场经济中，企业要想卖掉自己的产品赚钱，必先满足他人的需求，利己必先利他。市场假借人的利己之心为社会服务，这是斯密的伟大发现。孔子讲“克己复礼”，市场经济中的个人不必克己，依靠克己维持的社会秩序是非常脆弱的。

回顾历史，孔子会发现，传统其实并不在他一边。对此汉宣帝讲得再清楚不过，“汉家自有制度，本以王霸道杂之”。王道就是讲仁义道德的儒家，霸道就是讲强权政治的法家。在寻找现代社会认同的时候，我们应特别关注早期儒家，即孔孟的、没有被阉割的儒家。

重竖一尊铜像容易，重塑民族精神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