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游戏规则。可以看看欧亚同行们的做法。同在西安的西京学院采取了“自筹资金+规模化贷款”的一步到位建校方案。在1998年，学校一个校区开工建设时，账上仅有20万元存款，西京通过把学生学费的收款权抵押给银行的大胆做法，一举贷了5000万元。西安外事学院则采用“收益换产权”的大胆办法，学校在不投入一分钱的情况下，完全依靠外力建起食堂，只是暂时把食堂门面出租的收益归施工方所有。一两年后，当学校资金充裕了，又把食堂“买”了回来。
“在硬件上敢于投入是西安民办高校始终走在全国前列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投入的一个显著影响就是规模效应。”胡建波说。
进了“动物园”，反而没得吃
2000年之前，中国民办高校的主要生源就是大批高考落榜生，因为当时大学招生比例很低，大本和大专加到一块也就30%左右，所以剩下的大部分生源要不进入就业市场，要不就是以高自考的形式选择各类民办高校。西安很早就成了落榜生的避风港。
这个时期民办高校的生存逻辑其实非常简单：全国设立办事处，招生，提供自考课程，然后做大规模，再招更多的学生。从1995年创立时的几百人，到1999年的6000人，欧亚的规模不断扩大。胡建波的朋友、齐齐哈尔职业学院院长曹勇安调侃欧亚是“轰炸式的宣传，地毯式的招生，放羊式的管理，盲流式的就业”。曾有美国的考察团在西安亲历两所大学的招生宣传人员为争夺考生而大打出手的场景，以至老外惊呼“中国私立大学的西部大片”！
“生源越来越多，这就要求我们每年都在扩建校舍，以满足市场的需求。”胡建波说，“那是中国民营经济以机会为导向、以资源为基础的发展阶段，再也回不去了。”
回不去的还有商业模式。“这些西安民办高校早年间的模式很简单，就是把分散在社会上的自考生按照学校的形式组织起来，集体去攀登文凭的高峰。”新东方创业(9.70,0.00,0.00%)元老徐小平对《创业家》说，“但这种模式属于上个世纪90年代，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因为1999年是个拐点。这一年，中央教育工作会议决定，从这一年大学开始扩招，增幅达到30%，同时鼓励各种形式的民间办学。“游戏规则一下子就变了，首先是我们的一大部分生源(客户)会被转移到正规院校。其次，陕西省成为全国第一个有权自行批准民办高等专科学校的省份，也就是说，西安的这些民办高校有机会‘转正’。”胡建波说。
欧亚成为西安首批四所国家承认的高等专科学校之一。1999年，欧亚在校生约为6000人，年收入2000万元。2000年，这两个数字分别变成了1万人和5000万收入。“这个金子招牌的最大好处不是我们能吸引多少计划内的考生，而是通过它，我们招到了更多的自考生，就是因为这个名分，”胡建波说，“在2000年扩招的4000多人中，计划内的只有1000多人。”这就给民办高校的商业模式带来变化：以计划内之名，行计划外之实。这样做的原因也很简单，统招有名额限制，而计划外招生则只与学校的面积有关。
随着生源规模的不断扩大，欧亚也在不断买地建校园。这个趋势一直持续到2005年。这一年国家再次出台政策，暂停高职院校专升本，但不包括民办高校。这意味民办高校又迎来第二次正名的机会：由大专升格为大本。“当时我认为这是欧亚千载难逢的机会，因为我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把它打造成百年名校、世界名校。”胡建波说，“虽说这有点虚，但对于每个民办大学创建者而言，心中确实有那么一点理想，所以升为本科对欧亚来说无异于登堂入室、金榜题名。”
欧亚再次成为西安首批四所获得国家承认的民办本科院校之一，用胡建波的话说，就是“野猪”被招安进了“动物园”，开始与北大、清华这些“熊猫级”的院校一起生活了。既然来到人家的地盘，就得适应人家的游戏规则，这个规则包括软件和硬件两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