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连跳”听起来像田径术语，比如跳高、跳远什么的，但其实是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的专用名词—从今年1月23日到5月21日，富士康共有10名员工跳楼身亡，年龄最大的24岁，最小的18岁。

一边是“全球500强”企业，另一边是生命个体，无论是冥冥之中哪一股力量把二者结合到一起，为什么悲剧会屡屡发生？

对此，有心理专家罗列数据，言之凿凿地说，比起社会上的自杀率，富士康的自杀率并不高；有媒体调查指出，富士康的工资、福利比许多企业都高，“远称不上血汗工厂”。两者互为印证，结论自然是员工跳楼盖因个人生活或心理有问题。

别的不敢肯定，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自杀的是这些心理专家、媒体记者的儿女或兄妹，他们就不会如此冷静地分析、调查，得出荒谬的结论了。

郭台铭说：“我总对员工们说，集体利益要高于个人利益。”媒体报道说：郭台铭“以军阀的铁腕管理着”富士康。

或许，我们可以以此作为一个寻找答案的线索。

对于中国人，鲁迅先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王小波先生称之为“沉默的大多数”。中国文化的劣根性，始终是一个争论不断的话题。但对于中国封建社会政体的专制，学者们并无异议。

然而，同样是专制，为什么春秋战国（诸侯国国君专制）与秦帝国之后（秦始皇、刘邦、朱元璋等帝王专制），同样作用于中国，却有巨大的不同呢？

其实，中国专制历史的分野，是在商鞅变法之后。

商鞅变法，主要内容为定都、建县、辟土、定赋、本富、劝战、禁奸、重令。其中禁奸规定：五家为保，十家相连，互相觉察；一家有过，九家举报，不举报者，十家连坐。

政令一出，有人反对，有人赞成，商鞅把他们全都拘禁于官府治罪，发配边疆。因为前者“梗令”，后者“媚令”，皆非“良民”。同时大开杀戒，商鞅经常到渭水监斩，最多时一天诛杀700人。

严刑峻法之下，秦人完全异化为“农业生产机器人”和“军事战争机器人”，不敢对政令言是言非，唯有机械地遵照执行，具有极高的效率。

虽说苛政猛于虎，秦帝国兴于商鞅变法，亦亡于商鞅变法，但汉袭秦制，千年之下，由于商鞅之道确实可以驱万民为一人之驱使，剥取天下之财富供一人之淫乐，所以商鞅虽亡，其政绵延不息。

学者们普遍认为，现代化工业产生了“经济人”，为了提高生产效率，人异化为流水线上的零部件。其实，中国农民在商鞅变法之后，始终是典型的“经济人”，“冷漠”地置身于帝国的兴亡之外。

专制是人类历史的产物，但商鞅以极其不人道、野蛮的手法，一层一级地推进到社会底层，彻底毁灭了人与人之间的互信，却是之前与之后封建专制的最大不同。

富士康“十连跳”悲剧的背后，是商鞅式的企业治理模式—郭台铭的“铁腕管理”层层推进，对员工进行精神奴役。

《第一财经日报》刊发标题为《工业化冷漠下的富士康帝国》的记者采访文章，指出：“5月14日，富士康今年的第十场励志晚会，这是专为入职不到3个月的新员工准备的晚会。4月开始，富士康龙华园区几乎每周都有一次这样的活动。在这场励志晚会上，很多90后员工看到一半就想退场。‘不许出去！’门口几个保安粗暴地喊话，随即拿着一根棍子拦在了门口。”

富士康员工程林说：“在生产线上，不能随意说话、不能接听手机、无人顶替不能离岗，不少基层管理人员态度恶劣。”

假如商业帝国的崛起，在中国，只是制造新一代“沉默的大多数”：兴，员工苦；亡，员工苦—它的价值和意义何在？

从心理有没有问题和工资、福利高不高看富士康“十连跳”，不如反思商鞅思想之流毒，以人文关怀为出发点，构建健康的企业文化，告慰那些年轻的亡灵，对于中国企业来说，或许更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