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投资的创业企业，我存在的最大意义并不是我的资金，而是我把经验、人脉带给了企业。有了我的介入，这些新生企业可以少走许多弯路。”汉能集团董事长陈宏如此总结投资的不二法门——人脉的重要性。
几乎所有人都不会否认，在商圈的成功，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人脉的成功。有了熟悉、信任、值得依靠的商业伙伴或朋友，可以打通产业经脉、理顺商业逻辑。
尤其是在投资产业，成功的投资人、合伙人，凭借熟稔的人脉资源，为自己掘到了一桶桶真金白银。这种人际之间的信任又能被转化为商业信任，并被保持多年。
那么，在已经成功的今天，作为一位成功投资人，是否应该静下心来想一想：
谁是你商业操作中可遇不可求的合作伙伴？
在你的投资生涯中，你和你的“黄金人脉”共同挖掘过哪些“富矿”？
与你的黄金人脉之间，你们如何界定商业与感情？
尉文渊想办法凑了3000万，还说如果亏了也没关系——多少有宽我心的成分，这才有了我的第一只基金。
阚治东一起流过汗的情义
口述|东方汇富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裁 阚治东
整个中国社会，做什么都离不开人脉，在生意场上尤为重要。
上世纪90年代，我在申银证券工作。为了争夺优质股票的代理发行权，国内的券商竞争很激烈。全国纷争不断，哈尔滨的业务全被申银垄断了——因为哈尔滨方方面面的领导，许多都是从北大荒出来的。凭着当年在一起流过汗的情义，大家一拍即合，申银得以成功包销了哈药股份（600664.SH）的股票。
可是，事情并不是一帆风顺。哈尔滨天鹅实业（现已变更为三精制药(600829)）的认购一开始不顺利，眼看时间一天天过去，企业方很着急。实际上，有的券商如果觉得市场不景气，或者看到前期工作进展不顺利，会宣布发行失败，不愿意承担包销责任。但是，申银的原则是对客户负责——既然签了包销协议，就要负责到底。
我对企业方说，再困难，申银也一定会帮你们搞定。于是，我发动申银万国全上海50多个营业部的员工出动，人人出去找客户，组织客户去哈尔滨考察企业。那段时间，从上海到哈尔滨的每一班飞机、每一趟火车上，几乎都有我们组织的人。最终，哈天鹅成功发行，自那以后，申银在哈尔滨稳住了局面，并连续做了好几单大生意。直到今天，在哈尔滨我仍有一帮好朋友。
除了客户方，和我共患难的申银团队更是我的人脉平台上不可或缺的一方。
1992年，国务院批准青岛啤酒（600600.SH）成为第一家公开发行股票的企业。为了拿到这一单生意，每家证券公司都摩拳擦掌。此时，上级派来了姜国芳、缪恒生和李明山三人，加强申银的力量。
三人各有所长：姜国芳原是工行上海分行组织处副处长，善于与人打交道，我就派他直面企业，取得企业信任；缪恒生长期做会计工作，财务上是一把好手，我就让他潜心研究发行方案，做投标书；李明山是军转干部，跟随领导多年，看问题有深度，而且来自北京，对北京方方面面的关系比较熟悉，正好赴京负责摸清证监会的政策，了解各方信息。
这一场硬仗中，我们几个人把各自的优势都充分发挥了出来。最后，依靠团队的力量，我们拿下了青岛啤酒。在那种环境结下的友谊分外牢固。直到现在，虽然天各一方——姜国芳在申万巴黎、李明山在海通证券，可是一旦有时间，大家还是时常聚会。
1999年，我离开申银。我的老朋友、时任深圳市副市长的庄心一推荐我去了深创投。在深创投任职总经理的那段时间，我得以与董事长王穗明共事。虽然我和她接触不多，她很快升任深圳市副市长，离开了深创投，但共事的那段日子，她赞成我的商业主张，支持我的工作。可以说，如果没有她的支持，我在深创投什么都做不成。
当时的深创投，内部争论很激烈。有人主张，企业应该把社会责任放在第一位，甚至深圳有些部门的领导也参与其中，越权建议钱应该投给谁，甚至直接插手人事，争得不可开交。我却认为，企业首先要盈利，才能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加入，一个亏损的国企对社会没有意义。业务方向始终摇摆不定，有一段时间，我甚至灰心到了不想干，还写了辞职报告。但王穗明为此事上上下下做了好多工作，最终，当时的深圳市委书记张高丽在我的辞职报告上批复：建议做好工作留下。市委所有常委都签字了。因为这个缘故，我才下决心留下，才有了后来成功的一些项目。
我和尉文渊相识十几年，最初我们俩都是银行系统的，在各种场合总能遇到。然后，他去了证券交易所，我做券商，合作机会多了，彼此开始了解。1995年，他先我一步离开体制，我也曾为他引荐了一些朋友、客户。我感觉，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俩在各方面的见解都差不多，在我眼里，他是个靠谱的人。
2005年，我离开体制，打算自己搞一个基金。利用我多年积累的人脉，我把很多朋友召集到一起讨论，没想到每个人的意见都不一样，当场就争吵起来。这时，尉文渊把我拉出会场说：“这样很难成事，干脆别让他们进来，就咱哥俩凑点钱先干吧。”不久，尉文渊想办法凑了3000万，还说如果亏了也没关系——多少有宽我心的成分，这才有了我的第一只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