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多省份纷纷上调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幅度均超过一成。

　　经济第一大省广东的调整颇为引人关注。5月1日，广东开始执行上调后的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后全省最低工资标准水平平均提高21.1%。每个类别增长率都接近或超过20%。其中执行最高的一类标准的广州由原来的860元/月提升至1100元/月，涨幅高达27.9%。

　　另一制造业大省山东的最低工资标准自5月1日起，由原来的760元、620元、500元三档调整为920元、760元、600元三档，比原标准平均增长21.2%，上调绝对值为历年最高。

　　粤鲁之外，吉林省最低工资标准自5月1日起有所上调，调整后长春地区最低工资标准为每月820元，涨幅达到26.2%。宁夏将最低月工资标准分别从目前的560元、530元、490元，提高到710元、660元和605元，涨幅达24.9%。湖北亦由700元、600元、520元、450元上调至900元、750元、670元、600元，平均涨幅超过了28%。

　　而此前，江苏、浙江、福建、上海、天津、山西等省份已先后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涨幅均超过了10%以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4月曾透露，今年还有20个省份预计将上调最低工资标准。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发现，多地上一次最低工资标准的上调大多在两年前即国际金融危机之前。在经历了去年以来的促增长之后，此次调高最低工资标准的力度颇大。

　　对沿海地区来说，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一个重要的意义就在于缓解当前日益严峻的用工荒局面，增强就业吸引力，引导外来劳动力回流。根据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一项调查显示，广州市五成招不到工的企业都是因为工资水平低。

　　整体来看，不论是沿海还是内地，各地普遍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将有利于分配结构的调整，改变多年来劳动报酬增长远低于GDP增长速度的趋势，从而拉动消费、扩大内需。

　　对企业来说，最低工资标准的增加，可能意味着经营成本的增加。“作为雇主来说，并不希望增加劳动成本负担，这个标准“五一”后实施，一些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财务预算可能会产生一些影响。”广州市企业联合会副秘书长卢穗焜介绍，最低工资标准上调是经过多次讨论，是大多数企业比较能接受的标准。

　　“从市场的角度来看，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肯定会造成成本的增加。”广州市总工会副巡视员卫宝铭告诉本报记者，企业用高一点的工资去招人，必然要招到符合更高工资的人员，反过来也促进了企业生产效益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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