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玉山是今年年后才搬到这边来的，以前住在一个大杂院里，比这儿宽绰。虽说他对这个住处不怎么满意，空间太小，屋子里都是货，又挤又乱，但也没有什么办法。“我们找房子特难找，楼房肯定不行，这么多东西、四辆(电动三轮)车没地方搁，上下楼这么多东西也没法弄。只能找平房，但这附近越来越不好找了。”年前由于北京某处大杂院失火，周玉山他们便被“赶”出来，不允许再群租大杂院。

下午卖炒面需要准备不少东西。青椒、胡萝卜、青蒜，要切成丁儿或丝儿;细面条要蒸好，鲜河粉则要和上油。之后，他到院子门口擦卖炒面的电动三轮，“每天都得擦，油烟大，不擦显得特脏。”

一切收拾妥当，已经中午1点50分了。周玉山煮了方便面当作午饭，打开电视，看他最喜欢的国际新闻。今天CCTV13里播的是马航失联和乌克兰事件。

“喜欢关心国际大事儿。”周玉山说，“啥台湾的日本的，爱看(这些地方)与中国大陆相关的事儿。”

下午2点多，周玉山可以稍微歇一会儿了。他说这十几年来每天都缺觉，如果中午不睡一会儿，下午盯不住。“稍微慢一点儿中午就挤不出来睡觉的时间，有时候看着看着电视就睡着了。”

周玉山下午还要去接女儿和以前邻居的孩子放学。他和邻居搭班，早上邻居送，下午他接。

女儿下午4点多放学。周玉山4点起来，开着一辆拉人拉货的电动车，去2公里以外的

于家围小学。回家后，周玉山把炒面摊的东西都放到车上，接好煤气罐，开到北边2公里

第二外国语学院宿舍门口的街边。

这个路口除了周玉山，还有另外几家做小买卖的，卖熟食、手抓饼和煎饼。

接孩子放学会耽搁不少工夫，周玉山到这里已经傍晚6点多了。他通常干到晚上10点。炒面、炒饼、炒河粉、炒米饭，价钱都是6块一份，加鸡蛋7块，加培根10块。周玉山说，卖这个也是差不多40%~50%的毛钱(毛利率)。

这里的生意比灌饼要好不少。从晚上7点开始，二外宿舍的学生就陆续过来买吃的。人多的时候，有七八个人排队。有几个学生是专程过来买的，因为有同学买过之后说：“他家的味儿比别人的好吃。”

今天晚上周玉山卖了大概有四五十份，300多块钱。他说，这里现在熟客也变多了，还有一些认出他是天桥灌饼的也会过来买。

在这个地方做小买卖，各方面条件都不错，只有一个问题：很多拉土拉建材的大车来往，街上总是尘土飞扬。晚上要收摊的时候，大车越来越多，周玉山看着将自己包围的尘土，自言自语：“太脏了，真不忍心卖了。”

周玉山对大车的反感也不完全是因为影响生意，一些城管的假公济私也让他不悦。“本来前几天罚他们(大车)了，以为没事儿了，但罚完钱又让开了，就是为了收钱。”同样的事例在他的灌饼摊也发生过。因为卖灌饼，他也没少被城管抄过。但是在前些年，城管都把抄走的家什拉到天桥东侧的一个私人停车场里，赎一次三五百块钱。“老那样循环有意思吗?又不是说不让干了。抄一堆车到那停车场，交钱就拿回来了。”

“太腐败了。”周玉山说，“2008年以后抄得少了，现在都拉到城管大队去了。”周玉山对城管不满的地方其实并不多，除了一些城管乱收钱，也就是有少数城管喜欢耍威风。他说，今年年后，天桥北片新上任一个副队长，前些天看见他推着车在那边过，上来就骂。“他说你别给脸不要脸。其实我那天没卖，我就说你骂谁啊，怎么张口就骂人?他说，行啊，你愿意告告去，我就骂了。然后我拿手机把他胸牌照下来了，他也没较真。咱也不想把事儿闹大，我也知道我闹大他也没辙，闹到领导那儿他不好办。但其实我也没证据，他就不承认怎么办?也没录像没录音。”

“就他最坏。”周玉山说，“走哪儿撵哪儿，大家都反映他事儿多。去年就见过一次，在桥下，上来就嚷，说你回老家去!”

“也理解城管，就是别那么横，你撵走就行了吧。”周玉山说，他们这些做小生意的和一些平常比较客气的城管，关系处得其实都不错，“考试那两天，生意好，有的城管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天刚黑下来的时候，一个和周玉山相熟的中年男子逛到他的摊子前，跟他说旁边桥上两个卖小饰品的小贩为争地盘打起来了:“后来的那个说我今天交过钱(给城管)了，你不能在这里摆。”中年男子的神情颇为得意，跟周玉山说完后，转身快步跑去南边告诉更多的人，以防被他人抢先传播。

周玉山旁边卖手抓饼的中年妇女也是河南口音，刚干没多久，生意不是很好，跑过来跟周玉山聊天。两人聊起一个卖烤面筋的人生意很好，周玉山叹口气跟她说：“他能耗，都是最后走。”

周玉山说他一开始没想干这个炒面摊，因为做小买卖实在太累了，他早已疲惫不堪。去年灌饼生意更加不好之后，他也想过干别的。他告诉我，老家村里的绝大部分人都在兰州做假酒，他去年偷偷去了两趟兰州，但是由于媳妇的反对——风险太大怕被抓起来，并且从来没干过，不熟悉门道——便作罢了。干炒面摊也是跟老乡学的，由于有厨师基础和多年做小买卖的经验，他上手很快。“媳妇觉得还是小买卖好，风险低，见利也快。”几年前村里有人因为贩假酒被抓起来了，“花了几十万才给赎出来”。

他也不知道这种小买卖还能再干多久。“早就干够了，但是确实没别的可干。”自从干上小买卖，周玉山一年几乎没有休息时间。尤其这几年，周末和学生节假日的时候他就跑到别的地方去卖灌饼，尽可能把能利用的时间和精力都用上。

和他同时期开始在双桥一带干小买卖的人，很多都不在了，不是去了别的更为繁华的地段，就是回了老家。周玉山说，他之所以不离开这里，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是，女儿就读的朝阳区于家围小学，是所公立学校。

这所学校的学费和书本费是全免的，每个月只交180块钱的午餐费。对于周玉山来说，公立学校是最好的选择：好的私立学校费用动辄几万，承担不了;差的又“乱七八糟”，不仅教学质量他接受不了，学费也并不是很低。儿子当初上的就是私立小学，每学期也要几百块钱学费。

能上这所公立小学是很不容易的。入学时虽然通过了考试，但是由于报名的人太多，女儿还是没有进去。幸好那一年这所小学的校长是天桥灌饼的常客，女儿才得以

“加塞”进去。

这十几年，周玉山过年都没回过老家。他说回老家太麻烦了，本来就累，车票也不好买。老家家里什么都没有，回家过年，锅碗瓢盆都得新买。“用两天就扔那儿了，回头还得再重新弄。”周的父亲也老在外边打工，家里经常没人。

“没时间”是周玉山经常挂在嘴边的词。他已经把每天可用的时间利用到极致，争取多赚一点钱。在北京这么多年，除了天安门广场，他哪儿都没去过，更不用说带孩子去什么地方玩了。

来北京将近20年，周玉山对这里已经习惯了，老家也就是有急事儿才回一次，印象

早已模糊了许多。但是在北京，他仍然居无定所。“总不能老漂着啊，干这个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儿。”

他现在也会想，2003年，刚到天桥的时候，南侧的珠江绿洲小区正在建，5000块一平米。“当时借钱买也行啊，可咱没那个头脑。”

“提起房子我就来气。”周玉山苦笑。2009年，他在老家县城买了套房子，上边住人，底下是商铺。他买得有些后悔：上边住人面积太小，下边底商由于所处的地方还没发展起来，既租不出去也用不上。这套花了30多万买的房子，现在还一直扔在那儿。

去年，老家越来越多的人在信阳市里买了房子，周玉山也买了一套。“不都是比嘛，他们都买了我也就买了，还借了10来万块钱。”

这几年，周玉山想过多次“回老家算了”，开个小超市也挺好，能养家糊口就行了。但是在北京再苦，每个月一万多块钱的收入，还是让他一天天地在这里“耗”了下来。

“过两年没准儿真回去了。”他想着等女儿小学毕业以后，就全家回信阳市里，让女儿在那里上初中，到时候现在上高二的儿子也上大学了(周玉山说儿子学习成绩一直不错，保持班里前五，考上大学的机会不小)。“(一家人)都回市里，也挺好的，也不能光想着钱。”

晚上10点半，周玉山收摊了，开着电动三轮车回家。几辆卡车呼啸而过，飞尘满天。

回到家还得刨土豆丝、洗生菜、熬酱，洗瓶瓶罐罐，准备明早灌饼的一切应用之物。进门的时候房东的狗又该叫了，又会吵到邻居，幸亏人家还不错，从来不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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