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再苦，每个月一万多块钱的收入，还是让他一天天地在这里“耗”了下来。　

周玉山今年37岁，在连接中国传媒大学及其男生宿舍、跨越京通高速的天桥上，卖了11年鸡蛋灌饼。天桥一头儿是中国传媒大学，一头儿是它的校外男生宿舍。

你甚至可以在大众点评的商户里搜到他的摊位：总体评价3星半，43条点评，都是同类商户里最高的。评价者几乎都是学生。但周玉山卖灌饼的积极性越来越低，原因是生意越来越不好了。从去年起，他又在附近加了一个炒面摊，卖炒面、炒饼、炒河粉、炒米饭，精力开始往那边转移。

早上7点，周玉山骑着电动三轮(车后边部分是灌饼摊)上了天桥，靠南端停下。点起蜂窝煤炉灶，把配菜和调料摆好。揪面剂子，擀成长片，撒调料，绕成圆环状再擀成饼(这样饼便分层了)，上锅烙，待饼呈淡黄色时，灌进一个鸡蛋。几个饼烙上后，开始烤肠、鸡腿肉和土豆丝。

周玉山一般早上5点起床，今天5点半才在媳妇的催促下爬起来。和面(从前年起他已使用和面机)，把各种配料装车，填好蜂窝煤，出发。“现在生意就那么回事儿，早起晚起都差不多。”周玉山说。

7点40分左右，住在天桥南侧宿舍里的学生们，陆续走过天桥去学校上课。周玉山的摊子开始有了生意。买灌饼的都是学生，三三两两，基本都会要求加肠或者鸡肉。

第一拨生意在8点20分左右结束。第二拨生意9点半开始，来自上10点课的那些学生。现在，周玉山都是10点多点就收摊。

今天上午，周玉山一共卖了30多个灌饼，不到200块钱。

一个灌饼售价3块钱，成本大约1块5。加肠则售5块，加鸡肉5块5。肠的成本是1.17元，鸡肉1块4。利润率可观。

但是这天生意特别不好。虽然现在买灌饼的人少多了，但平时一上午总能卖300块钱左右。

周玉山2002年便开始卖灌饼了，和媳妇一起，最早在金台路9路公共汽车总站。刚开始他胆子小，只敢卖到早上8点，城管一上班就收摊。2002年，他只卖了6000块钱。

当时在北京，鸡蛋灌饼还比较少见。随着业务的熟练和对环境的适应，周玉山的灌饼生意好了起来，每天都有人排队。

没多久“非典”了，很多做小买卖的都离开北京回了老家。周玉山没走，到租金更加便宜的管庄住了一个多月。这期间，他发现传媒大学虽然处于当时还非常荒凉的东五环外，但附近人流已相当密集。2003年五一过后，他就把摊子支在了这个天桥下。来买灌饼的学生络绎不绝。

桥下的问题是总有城管来抄。他就挪到天桥上，既不显眼，也不占路，城管管得少多了。他一直待到了今天，天桥边的那些树，从小树苗长成了可以遮阳的大树。

在天桥上卖灌饼的头两年，每天周玉山夫妇只卖到上午10点多，下午周玉山去别的地方卖别的东西。他卖过毛鸡蛋，卖过凉皮，也给工地送过盒饭，生意都一般。夫妇俩后来改成全天在天桥上卖灌饼，从早上6点卖到中午，下午三四点再出摊，卖到晚上10点。

10年前的鸡蛋灌饼和现在不一样，饼要小一些，烙到八成熟后在炉子旁边拉出来的一个架子里烤一下，口感比现在酥脆许多;也没有生菜、土豆丝、咸菜等配菜，更没有肉，只是灌进鸡蛋，放点辣椒和椒盐，撒上现在没有的葱花和香菜。周玉山说，现在这个没啥灌饼味儿了，都是肉的味儿。

2003年刚来的时候，只有传媒大学西门(京通高速北侧)有一家卖鸡蛋灌饼的。天

桥南边这片儿，周玉山是独一家，一天能卖出七八百块钱。那时的鸡蛋灌饼1块钱一个，

周玉山每天凌晨3点多就得起床和面，5点就到天桥上开始烙饼。天亮人多的时候，摊

子上已经有几十个烙好的饼了。“不然根本来不及。”人多的时候，经常是围着两三层人。“上一锅没烙好，下一锅的钱都交了。特别是晚上，车一推出来就排队。”

有一天早上，几个女学生跑过来告诉他，昨天周杰伦来你这儿买灌饼了，戴着围脖裹得挺严的，经纪人还不让拍照。“哈哈，她们跟我说的，我也没注意，人挺多的。好像是2007年吧，来学校做啥活动，我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周玉山的生意红火的同时，周围卖灌饼的摊子越来越多。尤其最近几年，在天桥南端东西两个楼梯口的路边上，分别起了几个灌饼摊。周玉山的生意开始减少了。

这些年双桥(传媒大学所在地)一带发展迅速，随着地铁八通线的开通，住宅楼一

片接着一片出现。现在到了晚上，天桥南侧路边挤满了做各种小生意的。

于是3年前，周玉山和媳妇分开卖鸡蛋灌饼。他还留在天桥，媳妇在南侧小区门口。

媳妇的灌饼摊到目前为止生意还算不错。小区门口只有她一个卖灌饼的，每天平均能卖五六百块钱，只是要早上6点多出来，晚上6点收摊。

周玉山这个摊子日益不景气。他说，现在来的基本都是熟客，有的还是特意来的。“肯

定越来越不好干，老学生越来越少了。”

周玉山是河南信阳人，在农村长大。上世纪90年代初，初中毕业后，他被老乡带着到郑州上了个厨师学校。学了三个月后，他开始在郑州的一些小饭馆打工，干了一年，回家结了婚。

媳妇和他同村。周玉山算是村里比较早出去打工的，他说，在村里见天闲着，也不挣钱，加上学的是厨师，“在村里没用，县城也不行”，便来到了北京。

那是1996年。周玉山十八、九岁，在门头沟的小饭馆里打工。最早是配菜，一个月拿

200块钱，两年后才掌上勺。路边小饭馆生意不稳定，周玉山经常被迫换工作，“老板看生意不好就换厨子”。他说干厨师那几年，最多的时候是一个月1600块钱工资。十几年前，对于周玉山，这是一份很可观的收入。“但没干多久就又得(被老板)换了。”

出来做小买卖是媳妇的主意。她当时是纺织厂的女工，看到有老乡卖灌饼(郑州小吃)卖得不错，打算自己也学着干。

两个人就都不打工了。干小买卖比打工累得多，每天起早贪黑，只能睡5个小时，累得

不想吃饭，但回报也比打工高。最近这几年，周玉山夫妇平均一年能挣10万元左右。“打工

不光挣得少，有的老板坏着呢，没有哪次工资能拿齐的，怎么也得压你一个月的。”

住所也相对稳定下来了。从2003年起，周玉山一家便在双桥住下了，十几年间，虽然时有搬家，但不会离开这片儿。也是从卖鸡蛋灌饼开始，他们把5岁的儿子接到了北京。周玉山有一儿一女，儿子在北京上完初中便回到老家上高中了，女儿生在北京，现在上小学三年级。

这些年，周玉山的大舅子、小姨子和一个姐姐都陆续来到北京，卖灌饼或是炒面。“都是我带出来的，不过他们现在生意都比我好，哈哈。”

上午10点半，周玉山收了灌饼摊，去3公里外的农贸市场上货。他买了下午炒面摊

要用的细面条、鲜河粉、豆芽，以及灌饼所需的肠和鸡腿肉。

中午12点半，他回到了家，开始准备下午的生意。

周玉山租住在京承铁路南侧的一小片平房里，边上是一条浮满垃圾的水沟。他住的这排平房有个小院，但很窄，只能并排过两个人，说是过道更为合适。小院里有四户人家，除了房东老两口外，剩下三户租客都是每家住一间平房。

周玉山的屋子在中间，不大，十几平米。过道另一侧是一个几平米的棚子，周玉山用来放货。平房的租金是400元一个月，棚子50元，电费平均100元/月(水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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