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着锁链跳舞

财经作家苏小和曾这样写道：“刘晓光了解历史的进程，了解当下的幽暗，他对现代企业制度有着非常透彻的认识，他对现代企业的各种工具理性可以说是烂熟于心，但同时，他也知道自己显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他选择了一方面把握历史，一方面与当下妥协。”

刘晓光是清醒的。他清醒地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也清醒地知道，在现实条件的制约下，自己能做到什么，如何才能做得相对较好。

谈起房产税，他对腾讯财经直言不讳地说，这个税种在逻辑上“不大合适”：老百姓交了土地出让金，但只有70年产权的“租借期”，土地还是国有的，征房产税相当于政府向政府自己的财产征税，却由老百姓来支付……但刘晓光同时又说，征收房产税是大势所趋，“不会改变了”，似乎很容易就接受了这一违反逻辑的事情。

又比如限购。与任志强的炮轰不同，刘晓光承认限购是一种行政干预手段，不应长久使用，但他同时认为，限购在这个历史阶段中是不得已、必须要使用的。“对于当时抑制房价，抑制投机，是有好处的。”他认为限购最终是要被经济调节杠杆取代的，但同时却不愿预测限购政策的退出时点。——的确，不受约束的行政权力，何以预测？

刘晓光承认首创集团作为国企，从创业之初便占据了资源优势，他曾经的政府官员经历也给他的企业带来了很大的帮助。但他喜欢说的一句话却是“市场上见高低”，他认为，“国进民退”的争论对他而言压力不大，因为首创的三元化经营（基建40%、地产40%，类金融20%）基本都是通过竞标而赢得项目。

他尽力地用市场手段来改造国企。曾经尝试引入美国的黑石等作为战略投资者，以此改变首创的单一国有体制，最终却因为证监会和国资委的一纸文件而化为泡影。而这是他从商以来的最大遗憾之一。

刘晓光很推崇万通的股权结构，国企泰达占股30%多，民营公司占了一部分，还有一部分自然人股东。他认为这种混合国有、民营、个人股东所有制的企业更有生命力，约束力更强。

羡慕万通，认为联想的改革成功只是“小概率事件”，似乎显示刘晓光对首创集团整体性的产权改革似乎已不抱太大希望，“因为太大了”。但同时他又坚定地认为，产权明晰、治理结构合理、股权多元化，肯定是一个大趋势。——也许，有一天这一趋势愈加明朗之时，他便会重启这一目前看似已经放弃的计划？

对于国企收益的分配问题，刘晓光一方面认为需要让老百姓普遍享受到收益权，但同时又认为，目前中国仍处于“做大蛋糕”阶段，不应为分蛋糕争论太多。

看起来有些捣糨糊，但这或许与他的经济学理念有关。他在中国金融博物馆的那次读书会上分享说，影响自己最深的是实证经济学理论。

网上搜索一下实证经济学，可以看到这样的介绍：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对立，是独立于任何特殊的伦理观念的，不涉及价值判断，旨在回答“是什么”、“能不能做到”之类的实证问题。

搁置价值判断上的争议，只为更好地做事，他更像一位清醒的现实主义者。

有媒体称他为“红顶商人”、“血管里的血特别红”，而苏小和则认为刘晓光是个戴着锁链的舞者。这把“御赐”的锁链给了他可利用的优势资源，也给了他束缚，他在锁链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遵循自己想要的舞步。“他似乎知道自己在哪里，在历史的传承体系中，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或者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只是谈到未来，刘晓光并不那么乐观。他告诉腾讯财经，企业家圈子里最近的热门话题包括资金外流、中国下一步大的结构调整和改革预期等问题。他说，整体上大家都不太乐观。

生活像打仗一样

2004年，《中国企业家》做了一期“中国企业家生活调查”的专题，派出记者在全程跟踪企业家的一天，然后记录成文。有关刘晓光的报道标题为《每天的生活都像打仗》。

8年过去，刘晓光说，目前的生活，还是每天都像打仗，“以前是100%的话，现在也得90%。”说着，他从西装的兜里掏出一张几经折叠的A4纸，向我们历数这一天的行程：见官员，见企业，见中国人，见外国人，谈投资，谈合作，还要听达沃斯论坛，匆匆扒拉两口午饭，就来接受腾讯财经的专访，完了之后还有各种会见。

上文提及的读书分享会上，刘晓光说，其实自己的知识、学问或者经验，更多不是通过读书，而是通过阅人而获得。他说自己“阅人无数”。

原国资委企业改革局副局长周放生为他作证：13年前，他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刘晓光在北京展览馆附近的一个餐厅里见人，每天都谈到晚上12点以后。刘晓光接过话茬说，现在还是这样。

工作压力最大时，他甚至想到过跳楼。1994年，刘晓光在香港为政府的一支基金融资，直到最后一天还未成功，眼看2400万元各种费用就要打水漂，他恨不得从维多利亚湾的酒店跳下。不过，因为舍不得死，他撑了过去，最终成功为政府融得5.4亿港元资金。

“最痛苦的时候我看凶杀片，这是一个英国人教我的。看凶杀片转移视线，另外学会自己的控制力，当我们最痛苦的时只有几点到几点想这个问题，除了这半小时之外就不去想。”

有意思的是，当过兵的刘晓光，军营留给他最大的记忆却是读书，那几年里他啃下了《资本论》，奠定了自己的经济学基础。反倒是离开了军营，倒过上打仗一般的日子了，一晃30年。

他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能做什么，并且时时刻刻像在打仗一样抓紧着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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