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8日，中国第一个碳交易市场在深圳正式启动。此前两个多月，在即将展开这项交易的深圳排放权交易所，员工们一直处于最忙碌的工作状态。“4月上旬以来，我们每天要接待几十家过来开户的企业，验证它们送来的材料，并为其开通账户。”深圳排放权交易所副总裁葛兴安对《中国企业家》说。

这个流程和股票开户有些类似，不过所涉及的内容却更加复杂。账户里拥有的不是资金，而是企业进行碳排放的权利。

碳交易启动后，深圳的很多企业将面临一项新的责任。首批确定参与交易的名单中包括635家工业板块企业和200多座大型公共建筑，总共占深圳2010年排放总量的38%。它们未来必须得为自己每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负责，如果排放过多，就需要在这个新的市场中花钱交易。

当然，若是采用了足够的减排手段，企业也可以卖出多余的配额，并获得收益。在欧洲等成熟的碳交易市场，亦有不少金融机构参与，它们能活跃市场并通过买卖而获利。碳交易等市场化机制在1997年《京都议定书》签署后逐渐成为解决二氧化碳排放问题的路径。这个市场也日渐成长，目前全球年交易量超过1000亿欧元。《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2012年到期后，不少发达国家退出了这一协议，这对其全球交易及影响力产生了负面影响。相对而言，中国的节能减排却刻不容缓，需要在碳排放方面寻求更多基于自身的解决方案。

2011年10月，国家发改委批准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湖北、广东和深圳等七省市开展碳交易试点工作。此前，国内很多省市虽然已经成立自己的排放权交易所或环境交易所，但参与交易者多是出于尽社会责任的自发意愿，而非受到强制减排限制，因此罕有真正的交易实现。不过，这批试点省市首次要求确定排放总量，并设计好交易市场，引导主要的排放企业参与。

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此前，中国从未有过确切的碳排放统计数据，导致难以确定排放总量，若是要继续对参与交易的企业进行合理的配额分配就更是困难。因此，尽管中国政府一直试图以碳交易的方式进行减排，但前期繁难的工作和各地僵化的行政机制却使得碳交易坚冰难破。

这或许是深圳作为单独地区被加入到试点名单之中的重要原因。相对于其它省级行政单位，这个迷你型的试点地区操作起来更加容易。

“深圳一直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思想观念更开放，将其作为单独的试点地区应该说是非常聪明的决策。”全球最大的私营碳供应商爱斯凯基金的中国区首席代表黎东说。

事实上，在这座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城市里，很多制造业企业作为供应商，必须配合上游国际采购商在低碳方面的要求，这些企业也因此更容易接受碳交易的概念。采购总部位于深圳的富士康和沃尔玛是影响最大的两家采购商。富士康早在5年前就已完成集团内部的碳核查工作，它也要求自己的供应商提供碳排放的报告。

深圳市政府在碳交易方面的推动力度更大。深圳希望这个碳金融市场可以作为开放的交易平台，与其它省市进行交易，甚至进一步和香港资本市场结合，最终吸纳到远远超过深圳市范围的参与者。“深圳市政府前后给国家发改委写了6份报告，才说服决策部门把深圳加入试点，市里面的决心非常大。”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副院长孔英说。

国家决策部门和深圳市双方一拍即合，但这只是一个开始。虽然第三方机构对深圳的企业进行了碳排放的盘查，但毕竟缺少长期统计数据，如何确定每个企业的排放额度是个恼人的难题。“政府最开始召开会议时，所有人都是一头雾水。”孔英说。

最大的难题是它们找不到可以借鉴的国际经验作为思路。欧洲在最初进行碳交易体系设计时，已经拥有长期完整的企业碳排放统计数据，可以按照过往的排放情况进行简单的指令式分配。但是，缺乏这些数据记录的深圳，只能另辟蹊径。

这项配额分配计划的核心部分由深圳市政府委托孔英的团队进行设计，而最终的解决方案是让所有企业一同参与。这是一套基于统计学原理的博弈机制，参与博弈的是准备进行碳交易的企业。“博弈的意思就是让企业自己选择未来三年排放多少碳，”孔英解释说，“但报得高了就会受到惩罚。”

这套博弈机制是完成配额分配的电子化系统的内核。在这套系统上，企业需要根据过往排放数据、和同行企业相比较的排放状况等因素，结合自身未来三年的经营计划申报六个数，即未来三年里每年的碳排放预测值和每年的营业增加值，系统就会据此自动生成给企业的配额。在操作时，这个电子化系统可以一次性分配数十家企业的配额。

简单说，两方面因素决定了企业最终分配到的配额：一是企业申报的未来排放预测值本身，二是该预测值与同行类似企业之间的比较情况。企业若是希望获得高配额而申报过高的未来排放预测值，系统会根据其它同行申报的正常排放预测值而分析出申报企业不诚实的动机，最终反而可能分配给这家企业低于平均水平的配额。因为可能面临的这种“惩罚”，企业在申报排放预测值时，会反复考虑其它参与者的水平。这样，博弈机制得以运行，企业最终申报的数据也会相对真实。

在深圳碳交易试点首批确定的635家工业企业中，采用博弈机制而分配到配额的占据了绝大多数。2013年-2015年三年内，这些企业总共分配配额1亿多吨，折合每年3000多万吨。也就是说，它们的总排放量每年被控制在3000万到4000万吨的水平。

这个数字是决定碳交易市场活跃度的关键。如果总量标准制定得过于宽松，企业将获得足够的排放权利，可能就不需要到碳交易市场购买配额，从而影响市场交易量。这个意义上讲，碳交易试点可以为未来大规模推广摸索合适的排放总量控制标准。

来自国家发改委的一位碳排放政策官员近期指出，中国正寻求最早在2016年对碳排放引入严格的绝对控制。碳交易试点毫无疑问可以为此目标的制定提供助益。“在总量控制上把脖子卡得更紧一点，就可以更准确地知道什么样的排放控制目标是合适的。”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姜克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