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延丁是民间公益的一线行动者，她自1993年起关注残障人问题，并于2004年注册成立了国内最早的残障美术家推广机构。此外，她坚持记录民间公益的生态现状，先后出版《一切从改变自己开始》、《可操作的民主》，后者记录了安徽阜阳的南塘村实践《罗伯特议事规则》的过程。在最新出版的《行动改变生存》中，作者将她亲历、见证的中国NGO生态的形成做了详细的阐述。

书中讲述了二十五个真实的故事，包括非京籍家长对教育平权的争取、深圳西部居民环保维权行动，呼吁每个人积极行动、推动改变。

《行动改变生存》

作者：寇延丁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03

有统计显示，目前在中国，正式登记注册的NGO有46万之多，从事NGO的人很多。相比而言，新一代NGO志愿者有哪些特点？

寇延丁：目前在国内从事NGO工作的大概有两代人，我称为N一代和N二代，现处于代际传承阶段。N一代大约是50后、60后，他们面对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都要差一些。因为对于做NGO的人来说，如果你想清楚了，愿意把自己的事业、未来和这件事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是一个自我认同的问题，但马上要面临朋友、家人的社会认同。而N二代，尤其是80后、90后，得到了更多的认同，包括同代人的圈子以及垂直的上一代的人的认同。对于新一代的参与者，他们进入这个领域之前就通过网络有了相对全面的信息，这个过程中去掉了慷慨悲情，使公益事业更生活化了，把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更多地结合起来。其次是新一代没有恐惧，我这代人是有恐惧的，包括饥饿恐惧、政治恐惧，恐惧会影响你做选择。

民间公益人士当下面临哪些普遍困惑？

寇延丁：做NGO的人面临几个“坑”，包括现实的、精神的，“第一大坑”就是“道德坑”。过去常常会把公益人士想象成英雄好汉、不食人间烟火，其实公益人也一样，公益是一个理想、一个愿望，也是一个生计。做NGO的人需要祛除自我感觉和公众感觉中的悲情想象，做到普通人做普通事。其次是做事的技巧的“坑”，包括过分的依赖政府资源和过强的斗争心态。

你在书中写到NGO作为“一个生态的形成”，这个生态的形成是什么时候？

寇延丁：我是在2009年的时候开始感觉到有这个生态。对NGO生态的需求，民间早就有，但从上往下看，是从2008年四川地震开始的。公众已不再像1998年洪灾的时候，满足捐助这种唯一的方式，数百公益组织和百万志愿者到了现场，接下来是后续和长期的支持。地震后不久就出现了慈善丑闻，公众对已有的渠道开始不信任，于是非公募基金会发展了很多，“生态”就渐渐开始有了。同时，改革开放30年，民营企业的积累使得最上端的资金有了需求，企业开始主动找基金会做慈善事业，而公益链最末端不管是农村孩子还是残障人的需求一直是有的。对NGO生态来说，需要两样东西：一是有心，二是可以做“白痴”公益，任何一个人如果有心，想做公益就能做，这就是一种健康的生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