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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正非谈创新:中国缺少产权保护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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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目标与创新 时间: 2012-10-15 来源:商界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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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创新
中国创造不了价值,第一是缺少土壤,这个土壤就是产权保护制度。在硅谷,大家拼命地加班,说不定哪天就一夜暴富了。我有一个朋友,当年我去美国 的时候,他的公司比华为还大,他抱着一夜暴富的想法,二十多年也没暴富。

统一的哲学是创新的基石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电影演员是没有啥钱的,我曾经听过在八十年代初期,我们中央顶级的明星刘欢、王刚等从北京到太原的演唱会,走一次能赚多少钱 呢?赚20元人民币。但是怎么能说中华民族的文化他们就没有贡献呢?我们去俄罗斯的最大感受是什么?就是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这些人!俄罗斯是文化 大国,它的文化对整个区域都产生了影响。

这两天看王国维的电视剧,王国维是鲁迅先生骂的“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今天回过头看这个人的哲学思想是很伟大的,当年张之洞去开矿山、办工 厂,李鸿章搞洋务的时候,王国维说:“振兴中华要靠哲学”。但是,他还是被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最后投湖自尽,自杀了。中国有两个痛苦的灵魂,以前说最痛 苦的灵魂是鲁迅,现在往前走一步,王国维也是中国最痛苦的灵魂。王国维讲哲学才能改变中国,今天来看确实是这样的。英国、美国、日本、法国、德国及整个欧 洲社会,他们在哲学体系上搞清楚了,几百年没有动乱过。

而我们的政策一会儿左,一会儿右,就是从上到下在价值观上没有统一,哲学观点没有统一。中国应该先搞哲学,来改造人们的思想,国家才能有新的机 制和体制产生,王国维以前是一个“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现在我们觉得他是很伟大的。还有一个伟大的人是李鸿章,李鸿章也是“不耻于人民的狗屎堆”,是中 国最大的“卖国者”,不仅自己“卖国”,而且他去和日本谈判签《马关条约》的时候把儿子也带去了,让儿子也参与了《马关条约》的签订,结果爆发了“五四运 动”。但是今天重新来看历史,重新来看《血色黄昏》,李鸿章是中华民族伟大的英雄,以后大家会重新去理解这个结论。所以不要为一时半时有没有光荣和功勋去 计较。

在看待历史问题的时候,特别是做基础科学的人,更多要看到你对未来产生的历史价值和贡献。我们公司要宽容“歪瓜裂枣”的奇思异想。以前一说歪瓜 裂枣,他们把“裂”写成劣等的“劣”,我说你们搞错了,枣是裂的最甜,瓜是歪的最甜,他们虽然不被大家看好,但我们从战略眼光上看好这些人。今天我们重新 看王国维、李鸿章,实际上他们就是历史的“歪瓜裂枣”。从事基础研究的人,有时候不需要急功近利,我们从来不让你们去比论文数量这些东西,就是想让你们能 够踏踏实实地做学问。但做得也不够好,因为我们的价值观没有完全做到统一,统一的价值观是经过多少代人的磨合才有可能的。现在我们也不能肯定,但是我们尽 力去做。

点评

企业家要打通两堵墙

相比较之前2001年流传甚广的《华为的冬天》,任正非在《2012实验室干部与专家座谈讲话》中,少了一份内部居安思危时的警醒、多了一份社 会时代交替时洞察世事的智慧----他将目光聚焦在了企业的外部环境以及人生道路上,包括了中国缺少宽容、产权保护制度等等,甚至说出了“英雄(常常)生 不逢时”看似与企业无关的虚无缥缈的话题----这也验证了中国人常说“看山不是山”的人生境界说:当我们阅历丰富“看企业不是企业”时,才有可能超脱凡 俗事物的羁绊,让自己眼光胸怀更高远更豁达!相反,假如一个缺乏经历年轻创业者也发出所谓“看山不是山”人生看透,大多数情况下其实是“为赋新词强说 愁”。

从本质上说,创新两个最显著特征,都被任正非敏锐地捕捉到了,一是创新的土壤,也就是企业生存的外部社会环境;二是创新需要一种智慧,而非魄力或励志。

首先,一粒种子能否生根发芽乃至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土壤而非种子。换言之,中国社会之所以没有产生出乔布斯,并非中国社会没有乔布斯, 而是乔布斯刚一冒头就被无情扼杀了,至少,中国社会环境下容不得(道德上的)坏孩子。我们只要看一下乔布斯早年吸毒、离婚、偏执的个性等个人经历,就会知 道:在一个讲究中庸之道的中国社会环境土壤下,容不得公开宣称“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的乔布斯。

其次,除了社会之于企业是一片土壤,企业之于个体也是一片土壤。事实上,个体的创新,意味着企业必须允许个体的失败,而之前企业恪守的准制度的绩效主义,与“不许失败”

其实是同义词。索尼公司前常务董事撰写了一篇《绩效主义毁了索尼》的文章,认为绩效主义毁掉了索尼的传统文化,失去了集团激情、挑战精神以及团 队精神!一方面绩效管理在提升组织效率以及个体绩效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滋生着消灭个体创造力的副作用。事实上,绩效主义毁掉了创新,几乎是一个 不争的事实,原因也很简单:绩效主义不允许失败,而失败对于创新则是家常便饭!因此,任正非所说“中国缺少宽容”,从企业层面上,我们必须以创造率(换个 角度看是失败率),取代或放弃之前的绩效主义。

因此,我们如果想像任正非一样,成为具有通透的哲学味道的智慧企业家,至少需要打通企业的两堵墙,一是社会环境与企业组织间的一堵墙,另一个是企业组织与个体间的一堵墙。

第一堵墙,我们称之为企业组织的边界,它意味着你究竟是“封闭的企业”还是“开放的企业”?这与企业家个人魄力无关、而是在考验一个企业家是否 视野开阔?在个人思维方式层面上,我们可以把开阔的视野或眼光称之为“我们的智慧”;第二堵墙,是横亘在组织与个体间的个性的边界:你究竟是使用标准化管 理消灭员工个性,还是尊重员工个性让它们闪耀创造的火花?这不仅仅是考验你的豁达胸怀或心态,更重要的,如果你没有灵活的智慧,你几乎就没有能力管理个性 化员工。从理论上说,有100个个性化的员工,就应该有100种不同的管理方法。灵活的应对个性化员工,才是智慧型企业的管理特征。如果你不懂得这个道 理,相反,只会死板的一根筋地使用强硬的标准化管理,只能证明一件事:你没有智慧。

打通两堵墙有一个共同特征,都需要一种智慧,而非勇气或励志。

“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虽然高山仰止者的执着或坚持,令我们尊敬或敬重,但它只能算是一种勇气而非智慧,相反,水流遭遇阻力时,或绕道而行或 从缝隙中钻过去,收缩自如才是一种智慧。我们也可以这样来理解:有两种类型不同的企业家,一种喜山的魄力型企业家,另外一种喜水的智慧型企业家。大体上, 乐山者(隐喻目标)多励志,见高山险峻而不畏惧者称之为勇者;乐水者(隐喻问题)多智慧,灵活的绕道而行才是智者。正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并非只有华山 一条路”,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尚存官商勾结以及市场垄断的市场环境下,智慧型企业家而非强硬的对对碰,更显得尤为迫切与重要。

最后,魄力型的大刀阔斧的企业家,曾经在中国特定时期发挥着作用,但它离我们渐行渐远,相反,面对社会时代交替时不确定性,智慧型企业家越来越显示出他们应对复杂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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