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就处于这样的变革中，这场变革孕育了“后资本主义社会”，其关键的资源就是“知识”，这一连串的重大变化的本质就是“知识”。本文摘选自我的作品《管理未来：卓有成效的德鲁克》一书的“在知识社会中管理具有重要的作用部分”。

 　　知识引发了人类有史以来的三次大革命，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一书中，德鲁克这样写道：“在对知识的定义大幅度变动的第一个阶段，有长达100年的时间，知识被应用在工具及产品的制造过程中，造就了工业革命。在第二个阶段，也就是从1880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这段期间，知识的新定义和工作有关，进而引发了生产力革命。最后一个阶段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开始的，知识开始运用在‘知识’本身上，直到今日。而这更是管理革命的滥觞，除了资本与员工之外，知识现在很快成为了最重要的生产要素。”
 
　　其次，泰勒的科学管理的基本信念是，“我们应该将工作分解成最简单的单位动作”。这是正确的，然而，每个简单的动作均由一位员工单独来完成，这是错误的。因为分析的原则并不能适用于行动的原则，行动的原则必须加以整合。人是多用途的工具，不像机械，是刻板的，人能整合各种不同的动作，予以平衡、测量和判断。若将分析视为行动的原则，则等于是将人视为机械，这是违反人性的做法。泰勒之所以有如此的主张和信念，意味着，虽然以“效率”为取向，以“体力工作者”的思维思考，却忽视了“效能取向”，同时也忽视了“脑力工作者”的人性需求。
 
　　IBM的创始人托马斯·沃森确实掌握着知识的真相——“思考（think）”。为此，每一位知识员工的桌上都放着“THINK”的字样，因为“想”就是在“做”，“思考”就是在“生产”。知识员工生产的是“知识、创意、资讯”，这样的东西本身并不能体现出价值，只有通过另一位知识员工把他的思考当作“投入（input）”，并将这种投入转换为另一种“产出（output）”的时侯，才会有实际的价值和意义。因此，知识型的组织必须依赖知识员工的团队合作，只有这样，才具有生产和绩效可言。
 
　　知识员工的“生产工具”放在脑袋中，同时他们又拥有高度的自主性，而且他们是专家，是不能严密监督的，同时也不能给予详细的指导。我们唯一能做的，只能是给予多方的协助，其余的只能靠知识员工自己，引导他们自己朝向“有效性”。
 
　　只有具备“有效性”，才能将智力、想象力及知识等昂贵的资源转化为成果，因为知识工作不能用数量来界定，也不能用成本来界定，只能用“成果”来界定。例如，科研成果首先是以质来界定的，其次才是量。
 
　　18世纪，技术学校编撰了百科全书，他们出版了流传千年的秘籍，将经验转换为知识，把以心传心转化为书本学习，将熟能生巧转换为应用知识，这是现代的“工业革命”。
 
　　到了1881年，泰勒首次将知识应用在“工作”研究上，也就是分析如何工作、如何管理工作，泰勒最大的影响可能是在工作训练方面，而他真正的贡献则是“生产力”革命。“后资本主义社会”既是一个知识社会，也是一个组织社会，两者相互依赖，但它独特的核心功能就是“管理”。
 
　　1954年11月6日，德鲁克发明了“管理（management）”一词，这是知识运用的第三次革命，可以称为“管理革命”，难怪“管理”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社会创新之一。德鲁克认为，管理已经成为成长最快速的一种新功能，对管理的研究也成为新的学科，历史上没有任何一种功能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就横扫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