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的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上升4.5%，其中食品价格上涨10.5%。换言之，如果没有食品价格上升，CPI则只上升区区1.4%。各方声音又一窝蜂地热议价格上涨问题，虽然全球经济衰退已然是乌云压城。

　　吃和住的问题—也就是食品价格和住房价格高涨—是近几年老百姓怨声载道的焦点。连医疗和教育，都要瞠乎其后。“吃不起猪肉了，吃不起菜了，吃不起大姜大蒜了”，以及小品艺人式的调侃“蒜你很”、“姜你军”充斥日常言谈和媒体。

　　城市的中等收入家庭大约花费37%在食品消费上，而农村家庭则要把42%的收入花在食品上。低收入家庭，无论城乡，大约一半以上支出在吃上。因此，食品价格涨，生活成本大幅度上升，人们表示愤怒怨恨，再自然不过了。

　　因为食品价格牵涉如此之广，对贫困者伤害尤深，为民请命式的声音开始笼罩，情绪代替了理性，教条代替了思考。这就带来了我所说的猪和宏观调控的问题。2010年末以来，猪肉挂帅，食品价格大涨，CPI高企。为什么价格涨？教条主义回答，因为货币多。当局察纳“雅言”，开始了新一轮“疯狂”的货币紧缩政策，全然不顾外部世界的复苏尚不稳定，中国的增长仍然脆弱。

　　大家看到的是，全年的广义货币M2增长只有13%，M1只有7%。某些黑市利率，从年初的30%上升到年末的60%？70%。中小民营企业全面陷入困境。屋漏偏逢连阴雨，2010年末，欧债危机将欧洲拖入经济停滞的泥沼，美国也增长微弱，中国的外需锐减风险大增。

　　宏观调控的失误，在于对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的错误理解。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实践，是基于核心CPI来制定货币政策。所谓核心CPI，也就是去掉食品和能源之后的一揽子商品价格指数。而CPI高企，是因为食品类价格上涨造成，核心CPI皆处于较低水平，并无严厉紧缩之必要。

　　虽然总量货币政策，不应该关注食品价格上涨，但是，就民众福利而言，我们却需要认真对待之。不幸的是，最近10年以出口为导向的工业化狂飙猛进，农业问题事实上被忽略了。

　　农业问题，是持久增长的动力，是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基础。具体而言，农业生产率进步缓慢，农产品市场发育滞后，农产品的加工和营销配送滞后于民众的需求，再加上政府缺位，是造成今天食品价格动荡的根本原因，这也将是中国持续城市化的隐忧。

　　农产品的需求和供给，都缺乏价格弹性。换言之，短期内人们对某种农产品的需求，并不会因为价格的上升而大幅度减少。同样，短期内农产品的产出也不会因为价格的上升而大幅增加。这种特点，造就了农产品价格的大幅度波动。比如，2003-2005年猪肉价格逐年走低。农民养猪积极性深受打击，2007年出栏量只有5.6亿，比2006年下降了0.5亿头，因此猪肉价格一飞冲天。

　　农产品价格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周期性。比如，2007年猪肉价格大涨，农民开始增加猪的供给，2008年猪肉企稳，2009年猪肉价格大跌。农民随之减少养猪，2011年肉价又大涨。其他农产品皆有类似特征。

　　面对这两个特点，如何避免农产品价格大起大落，若何避免农产品产出大起大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市场的发育和建设，是应对挑战的法门。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期货市场交易对象，是大宗农产品，就是这个道理。

　　中国的农产品还有一个独特的特点。大多数农产品，由分散的原子式以亿计的家庭提供。面对价格激励，当价格下跌无利可图的时候，每个家庭哪怕减少一点产量，总数就会减少很多，就会造成下一季价格的暴涨。

　　还有一个吊诡的现象，食品价格大涨时期，农民销售的价格依然很低，城市里的零售价格却很高。其主要原因在于，农产品种植技术和生产效率提高可以很快，但是农产品的包装、分销、仓储、营销的技术进步和生产率进步很慢。再加上政府管制，成本提高，形成了零售和生产价格的巨大价差。美国的经验表明，农民得到的价格只相当于零售价格的1/3。

　　农业问题，在成功工业化国家里都是政府最关注的领域。中国也必须效仿，才有前途。年年都有一号文件谈农业，恐怕还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