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喧嚣的时代。唐骏“学历造假门”成为这个时代明显的标记。我所感兴趣的问题是,什么样的社会土壤孕育了这个事件?
时下,人们对成功的崇拜达到了疯狂的程度,成功甚至成了一门学问,关于成功的著述汗牛充栋。在任何一个演讲主题为成功的场合,都人头攒动,群情热烈,很不幸地,传授的往往是短线致富,快速成名,公关忽悠的一套技术,而不是沈潜积累、厚积薄发的持续成功之道。求短线,求速成,问术不求道造就了这个社会越来越多的人不求实力但求虚名,不经营信任关系,却热衷搞关系、玩公关,正是这样的社会土壤造就了唐骏的荣耀,也带给了他“学历造假门”的困扰。
追求成功当然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是不假思索、盲目跟风,希望步成功者的后尘,就变得危险。其实成功只是个人自我追寻而能自我实现的喜悦,但我们却将其丰富的内涵进行窄化、物质化、名利化,什么是成功呢?许多人不约而同地以为用尽可能快的速度获得名利就是成功,身份显赫的人、出人头地的人就是成功人士。
我们不再仰望星空,却只看脚前。我的学生中不乏人出国前就陷入恐荒状态,而出国的理由中看不到自己的兴趣与志向,只是要和别人比拚芝加哥、MIT、哈佛,更不乏人就业前也陷在恐慌中,因为朋友进了德勤,我就要去麦肯锡,而且总有前辈告诉他们一堆秘诀,比如如何找到外企的工作,别人是如何进了麦肯锡。
我们的孩子怎么了?为什么每个人都活得如此恐荒?救救我们的孩子吧,我们有太多的孩子活在这种生存状态中,他们为什么要活的这么累?为什么不能享受人生每一阶段的风景,看看周围的花草,望望无边的星空,看看自己的本心。为什么孩子们总是只看着脚下,还要看着别人的脚下,天天害怕别人的脚步快了一步,结果呢?在众人的脚步中,完全失去了方向。
媒体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不良作用。媒体不惜忽悠读者抄短线,制造吸引眼球的亮点,描述了很多成功传奇,比如中国首富黄光裕、打工皇帝唐骏。当他们的声名如日中天时,媒体不失时机地送上赞歌和贺辞,给他们成功的外表上更增添了一层光环。媒体总是在努力地挖掘和放大,失去了应该有的中立的立场,它们可以忽略瑕疵,众口一词地将完美、无与伦比这样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评价加诸一个人身上。这让人很怀疑媒体被收买了,是的,现在的媒体的确可以被操控,被收买。所以,媒体公关变成一个巨大的产业,而深谙与记者打交道的人总是能够获得额外的好处。
还有什么可信呢?其实,知根知底的小共同体在现代社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这里面,人和人之间是彼此知道底细的,忽悠找不到生存的基础,造假马上就会被识破。在小共同体之外也许是惊天大黑幕,在小共同体里却是众人皆知的秘密。比如,在我的学术圈子中曾有两位教授互控抄袭,其实圈内人谁都知道哪一位学术水平高,学术伦理好,当网上沸沸扬扬之时,还好学校早已调查清楚并迅速公正公开地澄清,否则一群五毛党就可以用“师生恋”之类的言论对正直的一方进行 “道德谋杀”,足以扭曲事件的真相与问题的本质。
小共同体之所以能发挥功能,靠的是一套内在规范与相互监督的机制,比如学术圈子有学术伦理,医生圈子有医德,媒体圈子有新闻伦理,有了相互监督它们就可以承担起揭露虚假的重任,成为抵消社会上信息不对称的重要力量。但是,我们今天社会中的共同体潜规则战胜了伦理,“官官相护”,一致对外,发展为朋党、派系,虽然内部不会被忽悠,却会一起忽悠外面的人。所以行业精英变得不可信,社群领袖也令人怀疑,整个社会深深陷在诚信危机中。
当造假和忽悠大白于天下时,我们感到愤怒,进而严厉地谴责。但是,我们可曾好好地检讨,是什么样的社会土壤造就了这些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