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患寡，患不均。中国移动员工工资奇高，是其他行业的数倍甚至十余倍，引起了民众的普遍不满。中国移动这次被国资委要求降薪，舆论称之为“大快人心”之事。

据报道，今年起，中国移动从集团层面到所有地方分公司，将对员工统一降薪。应国资委的要求，此次中国移动的降薪计划将按照“薪酬连降5年，每年递减10%”的原则执行，具体操作办法由各分公司自行掌握。

在行业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现实环境下，中国移动连续5年降薪，的确让不少低收入人群稍微感到“心理平衡”。但此次降薪计划最终效果如何？不但无法让人乐观起来，反倒更令人忧心忡忡。

公众为中国移动的举动“欢呼”，未免为时过早。中国移动被迫降薪，并非首次，在此轮降薪之前，国资委分别在2004年和2007年，要求中国移动降薪。据介绍，2004年的那轮降薪从广东移动开始，其后波及华东、华南等业绩较好的分公司。但中国移动各地分公司并未真正履行上级指示，而是跟上级玩捉迷藏的游戏，明降暗升，外降内补，最常见的就是基本工资下调，而员工福利（包括年终奖、住房公积金、节日奖等）出现暴涨，来了个“堤内损失堤外补”。其结果是，不但没有起到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反而让移动员工的待遇实实在在地更上了一层楼。

前面两次降薪都以失败告终，这次全国范围降薪能否达到预期效果？普通百姓不敢奢求。垄断企业的利润，很少是管理奏效获得的，而是通过垄断性的定价权，来剥夺消费者，从而获取暴利。这些企业的利润不断增长，其背后的实质是在搜刮民脂，它们挤占并独享了太多的社会资源。不仅中国移动如此，垄断程度高的电力、石油、银行、交通、烟草等行业，都存在这种情况，这些行业普遍享受着超国民待遇。

垄断企业实现的利润，实质上是其他企业消费者和居民消费者的收入或者财富的一部分。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日前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指出，要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温总理表示，“我们不仅要通过发展经济，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做大，也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其中一条就提到要深化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政策，逐步形成公开透明、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坚决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凭借垄断经营，中国移动每天净赚3亿元人民币。然而，这些依靠全国资源攫取的暴利，大部分却让移动的员工独享了，广大普通百姓享受不到丁点好处。中国移动有着全球最大的手机用户规模，通信资费却是全球较贵的之一，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不仅如此，中国移动子公司还通过出售用户个人信息以及不正当收费，获得非法利益。

在笔者看来，垄断行业降薪在目前的社会现实下，不妨开辟其他路径，譬如通过立法提高合同工的工资，降低全社会通话资费等等，这样反而更有效。中国移动员工工资高、福利好的同时，数以万计不在编制内的合同工（劳务派遣工），干着最苦最脏的活，却拿着最低工资。

事实上，中国移动内部等级森严，待遇也严重失衡。中国移动一般将员工分为ABC三类，C类为社会用工，劳务派遣性质，多为呼叫中心、营业厅等基层员工，他们待遇、福利都很差；一些刚进公司的基层新员工一般为B类，待遇一般；A类以老员工和管理层居多，待遇和福利都是最好的。因此，普遍降薪也就具有不科学性、不合理性，应该区别对待，该涨的涨，该降的降，这样才能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除此之外，降低通信资费，实际上就是最好的还利于民。近年来，中国移动资费过高、套餐繁杂，用户意见颇多。迫于舆论压力，它虽然也对资费作了部分下调，但力度依然不大，扭捏作态，很不彻底，整体资费标准偏高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

要求中国移动给合同工加薪、降低通信资费，相比而言更具可行性——随着利润的下降，即使国资委无意，中国移动也会主动寻求管理上的改进，控制员工工资支出。

当然，真正的治本之策是打破垄断，在这方面印度值得我们借鉴。开放的市场以及私营资本积极参与，推动了印度移动通信市场迅速发展，印度共有10家移动运营商，除BSNL和MTNL为国有外，其余8家均为私有运营商。

作为全球最赚钱的电信公司，中国移动多次被评为中国十大垄断企业之首，其员工工资高归根结底是由垄断机制造成的，这种机制一日不破除，则降薪不过是自欺欺人。它也低估了国人的智商，以为如此吆喝一下，人们就会相信它从自己肥得流油的身子上割下一块肉来。老百姓心中自有一杆秤，关键在于，中国移动要真正拿出诚意来，下决心在薪酬管理上，建立起一套科学的管理体制，并做到有效监控，把利润更多地用于技术改进，在竞争中强化自主创新，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优质、高效、廉价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