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仑：

合伙人是民营企业整个发展过程中特别重要的问题。我们六个人从最初凑在一起到后来的理性分手，经历了很多故事。我们从出现分歧到最后解决完，处理的方法很有戏剧性，很健康，所以后来大家发展得都很好，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非常经典的过程。

江湖聚义

1988年我受国务院体制改革委员会下属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委派，去海南筹建海南改革 发展研究所，体改办主任迟福林当所长，我做常务副所长。我当时档案在北京，人调到海南。开办之初，海南省委给了我们5万块钱、一辆车、一台电脑，我们就靠这些办一个副局级研究所。

有意思的是省政府还给了我们1万台彩电的批文，让我们把倒批文的钱作为开办经费。我们必须有个公司，用批文挣到钱给我们做研究。于是改革发展研究所的业务分成三部分，一部分搞研究，一部分搞经营，另一部分是杂志。

我负责招人组织研究队伍并管理《新世纪》杂志，另一个人负责经营，招来的人里就有潘石屹。经营部门在倒批文的过程中还干点别的生意，比如潘石屹开了一个砖厂，还做会计培训，以至于我一直以为他是学会计的，其实不是。

我当时提出，选人必须选跨两个专业以上的，单一专业背景的人知识面和能力比较狭隘，不大有发展。王启富是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的，后来到中国政法大学读的法律；小易是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毕业、人民大学区域经济专业研究生。我是在中央党校第一次见到小易的，他带着女朋友一起过来，聊过以后他就去了我们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

王功权是吉林工业大学管理系的学生，也是学生会干部，毕业后分配到省委宣传部，是宣传部培养的年轻干部。但他内心有理想，有激情，他的小孩刚出生一个礼拜时，他利用在家照顾老婆生孩子的机会偷跑到海南，在从广州到海南的大巴在汽车上认识了刘军。

刘军是北京理工大学毕业的，16岁上大学，分配在成都一个国营企业，听说海南有机会，没跟单位打招呼就跑到广州。在广州开往海南的汽车上，他和功权聊了一路。当时他们约定，到了海南谁先找到工作，谁就来救另一个人。

功权先找到工作，干得还不错，在一个国营的秀港工业房地产公司，先是做办公室主任，不久又当上了总经理。他很够意思，在没有电话的情况下好不容易找到刘军，刘军便也来到这个公司。

王启富当时是这个公司的办公室主任。王启富跳槽过来到我们研究所应聘，他讲他的老板叫王功权，是非常好、也非常有理想的热血青年，一定要介绍我们俩认识。认识之后，我们谈了很多，就成了非常好的朋友。

1988年，我先认识了王启富和易小迪，通过王启富又认识了王功权，但这时还不认识刘军，也不熟悉潘石屹，后来王启富和小易与潘石屹有一些交道。

1989年4月份开京丰会议，因为我是北京青年经济学会宣传部长，所以担任组委会副主任，海南北京两头跑。1989年夏天，功权因故被迫离开秀港公司。改革发展研究所解散了，我回到北京，在牟其中那里打工。小易在当地用很少的钱开了一个印刷厂，雇了一些湖南农民，什么都印，包括结婚证，但一年赚不了一两万。王启富失业了一段时间，刘军不知跑哪去了，潘石屹待的公司还勉强维持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