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上旬的一个下午，汕头依然炎热而潮湿，潘凌从澄海区的一家玩具工厂里出来，用手捋了捋被汗湿的刘海，脸上一脸的无奈，“工作没那么好找”。

　　这是潘凌第二次到外地打工，2005年她与几个姐妹一道，从西南地区的一个土家族聚居小山村出来，到了福建莆田，那时莆田遍地是厂，几经辗转她在一家鞋厂安心做了两年。

　　但2008年的金融危机，让很多企业的经营状况急转直下，她所在的鞋厂虽然没有倒闭，但也是大部分时间歇工，她和众多返乡农民工一样，只好暂时回到家乡。

　　两年之后，潘凌从电视上专家的口中不时听说“中国已经战胜了金融危机”，她觉得自己可以再次外出务工了，但实际情况与自己的想象相差很远。

　　“没想到还是不好过。”潘凌说，很多厂因为资金压力倒掉了，招工的数量也少了。

　　从切身经历而言，潘凌能实地感受到经济整体走势带来的巨大变化，2005年她去福建打工时，同村的人坐一辆大巴，从西南山区蜿蜒至目的地要30多个小时，而如今高速公路与铁路则从家门口穿行而过，但她个人的生存环境似乎正变得更加严峻，求职更加不易了。

　　务工环境的坚冰

　　与潘凌们的命运息息相关的，是汕头等沿海一带的中小企业的发展现状。

　　事实上，潘凌口中的“要求”提高，并不是企业对应聘者的单方面要求，像潘凌一样，如今的务工人员有着更高的薪酬要求，这让在通胀和资金压力中苦苦支撑的企业更感苦恼。

　　在潘凌看来，自己要求的薪酬并不过分，和2005年自己每月挣2500块钱相比，如今她多要了1000块，“现在什么都涨，不要求加工资在城市里没法生活下去，更谈不上攒钱了，事实上，在我们县城请个零工也要每天50块了。”

　　在汕头澄海区，这里最出名的是玩具加工，但如今企业主们正感受着“冬天”。澄海区曾被中国轻工联合会授予“中国玩具礼品城”的称号，拥有4000多家从事玩具礼品及配套生产的企业和经营单位，从业人员超过14万人。2010年，澄海玩具产值出口额达21.5亿美元，占全国玩具出口额的20%。全国5家玩具上市企业，有4家来自澄海。

　　而相关部门的统计数据表明，原材料涨价、劳动力成本增加和人民币汇率波动所导致的成本上升，“吃掉了”越来越多的利润，2008年金融危机后恢复的订单和出口额并没有给企业家们带来丰厚的收益。

　　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玩具业组装、缝制和喷漆等工序都需要人工完成，而在澄海几十年的玩具产业发展过程中，也并未形成需要创意产业链。从事玩具制造的纵横实业有限公司生产厂长章力孝说，员工工资占生产成本的比例已从金融危机前的10%上升到现在的15%，2008年一个一线工人4个小时的工资是16元，如今则是24元，“就这样也很难长时间留住工人，可能等他稍微熟练一点，他就换到其他厂去了，现在的年轻人跟我们那会儿死心塌地也不太一样。”

　　广东金玉工艺玩具有限公司董事长徐朝辉也算了一笔账：“和去年相比，今年原材料价格增幅达22.7%，员工工资至少提升20%，加上人民币升值，企业的整体成本提升了20～30%。”

　　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副理事长表示，中国玩具业正面临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严峻的挑战，“如果美欧经济出现衰退，人民币继续升值，原材料涨价和用工成本上涨的状况持续下去，即便好几百人的中型企业也会遇上不可估量的危机。”

　　而除了劳工成本外，因贷款融资难，澄海的中小企业也正感受到资金链的紧张。

　　去年以来央行8次上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央行的紧缩银根导致地方银行惊呼“差钱”，地方银行也不愿将有限的借贷资源提供给资金不足且缺乏有效管理的中小企业，因此以出口为主的外向型企业由于贷款融资难，资金链紧张，越来越“玩不转”。

　　一些民营企业主不得不寻求从其他民间渠道获得资金，从民间贷款公司获取贷款很容易，手续十分简单，只需用房产做抵押，就能很快获得资金，解燃眉之急。但随后的高额利息却让人咂舌。短期借贷月息4%～8%，甚至15%。尽管通过讨价还价，短期月息可能降至 5%或4%，但折合成年利率则高达48%～72%。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周德文表示，贷款之后高企的还款利息则让企业不堪重负，极易造成资金链断裂。

　　而在与澄海相隔约1000公里的浙江省温州市，周德文的判断正在这一地区集中显现，而这或许是沿海中小企业未来命运的一次演练。

　　欲走还留的艰难选择

　　在数次被拒绝后，潘凌如今正思考去留问题，这对她来说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她很想坚持一段时间，但又怕没有工作成为一种常态，反而使自己的积蓄搭进去更多，而比暂时失业更苦恼的，是如何找准未来的目标。

　　潘凌说她并不喜欢打工的生活，因为“没有归属感”，在莆田待过的三年时间里，潘凌已经能从当地人轻视的眼神举止中做到波澜不惊，在侨民遍地的福建一带，当地人的确富有。

　　但和归属感相比更严重的是，个人权利在很多时候得不到保障。在她的务工经历中，被克扣、延期发放工资是常有的事，而超长的工作时间似乎也是外出打工者的普遍工作状态。和单身打工者相比，那些已经结婚生子的务工人员，还需要考虑更多现实问题。

　　在潘凌的周围，不乏拖家带口的打工家庭，一家三口“蜗居”在一间小小的出租屋内，而当孩子到了适龄教育的阶段，却因外地人的户口限制而无法获得更好的教育机会，只能在专为打工子女兴办而师资力量及教学设备都奇缺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勉强应付。迫于这样的现实困境，不少家庭将孩子的抚养监护职责扔给了在家的老人，于是，后来又产生了专门的术语“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

　　而不得不承认的是，虽然在城市里有诸多不便，但这仍能吸引住年轻人，毕竟，在用工环境好的城市里，每个人基本都能找到谋生的机会。

　　于是，每一个在城市里生活过一段时间的年轻人，身上也被周边的环境悄然烙下印记，而这样的印记，让他们再回到艰苦寡淡的乡村，似乎也更难。

　　哪怕是在福建省内并不算发达的莆田，潘凌也学会了打扮和上网，在后来回家赋闲的一段时间里，没有了霓虹灯光的街景，电脑以及网络生活，让她颇不适应。

　　从2008年返乡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潘凌一直在家赋闲，虽然吃穿不成问题，但似乎也更难谋到一份合适的事情来做。虽然家乡的县城越来越光鲜亮丽，标榜着生活水平提升的各种专卖店越开越多，但从进入90年代开始，这个县里就已经没有什么像样的企业了。

　　在这个西南地区的小县城里，烤烟和酒厂曾成为该县的财政支柱，但几任贪腐的厂长亏空了烟厂，而酒厂的拳头产品“幺妹子酒”，据说曾获得国际博览会金奖，但后来则因经营者的短视、掺假兑水而停产。

　　“务农”？那是一个已经离“80后”的农村人很远的词汇，至少和她同龄的周边人都是这么看的。虽然政府给予了农民一定的补贴，但和在工厂务工相比，务农的劳动量似乎更大。

　　因此，在外出务工人员普遍回流的2008年，金融危机在给沿海经济带来损害的同时，却在推高当地县城的房价——部分在外打了好多年工的年轻人选择在城里购房，而拒绝再回到乡村——颇为有趣的一个细节是，哪怕回到了乡村的年轻人，在玩起当地传统娱乐项目“麻将”的时候，也会拒绝手砌式麻将，而去最近的镇里有麻将机的“茶馆”。

　　而在谈到最近的打算，潘凌说，“找个人结婚，生子，被生活拖着走，那样日子或许会过得快一点。”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焦虑成为了老百姓的一种生活常态。潘凌正是这常态生活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