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也是转型啊，从制造业转向了服务业。”2010年之前，赵总在深圳经营一家加工LCD组件的工厂。工厂购买来LCD面板和控制电路，再按照客户的要求，组装成不同面积的LCD屏幕组件。在年景好的时候，光是深圳的客户就足以消化大部分产能。

现在赵总的主业，是电子元器件的贸易生意，公司也改名叫晶彩科技。原来的厂房、设备都转租给了新的老板，甚至原来的工人也一并转了过去。在经营工厂时积累的人脉和渠道，便是做贸易的基础。为此，赵总在深圳的中心区设置了新的办公室，在香港注册了新的公司，还购买了最新款的奔驰S级轿车，这使他看上去比一个工厂老板更加光鲜体面。

放弃工厂是因为经营利润的下降。普工工资日益上涨，已是大势所趋，而从2009年开始，原材料的价格也一路上涨。各项成本的上升都在侵蚀企业的利润。赵总的工厂作为产业链中当中的加工企业，无论是做规模还是做品牌，都处在一种两难的境地。在他看来，放弃制造也许是最好的选择。“工厂还能收租，这边也有赚钱，比过去做工厂轻松多了。”

自2009年以来，虽然中国在金融危机之后开始稳步复苏，但是，众多的中小型企业并没有感觉到多少春天的温暖。特别是从2010年初开始，各项生产要素价格不断上涨。微利时代的企业，将面临哪些难题？

成本上涨，无力控制

自从2008年新《劳动法》实施以来，企业的工资支出已经开始快速上涨。以珠三角为例：根据香港贸发局的调查，过去半年，珠三角工资平均水平上升约17%，再加上企业缴纳社会保险费用的增加，使企业成本相应提高4%～6%。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今年“两会”提案，未来几年中国应当建立职工工资的正常增长机制，要使各地的最低工资标准能够达到当地社会平均工资40%～50%的水平。若按此方法计算，2009年末，深圳市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为3893 元，每月1100元的最低工资标准仍有上调空间。国际人力资源咨询公司KRONOS估计，未来中国劳动力成本将保持每年15%～20%的上升幅度。

但是中小企业真正在意的问题是，大型制造企业的工资上调，会进一步提高本企业职工对薪资的要求，甚至挤压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记者从深圳市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了解到，富士康的加薪效应，已经开始向其上游的供应商传递。66%的普工薪酬上涨水平，打破了深圳制造业原有的格局。由于绝大部分中小制造企业严重依赖普工的数量和素质，这些企业主担心的是，要么参照富士康普通每月2000元标准涨工资，要么就要面临员工流失导致开工不足，或者承担由于员工消极怠工导致的效率损失。另外，也有部分企业在最低工资调整以后，以“体面劳动”为名义，通过调整工资结构，即增加基本工资，减少员工加班的方式控制薪酬总额。

除了工资上涨之外，包括能源、原材料的变动，同样让中小企业感到束手无策。2010年6月初，尽管汽油、柴油的出厂价格年内首次下调，但是其幅度却小于4月份价格上涨的幅度，因此仍高于2009年底的水平。与此同时，天然气价格也出现了首次上涨，出厂价格每立方米上涨230元。铝、锌、铜等有色金属价格在一年之内均上涨30%～60%。

产业板结，升级困难

经过近30年的发展，珠三角地区的制造业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建立了分工精细，配套严密的产业体系，处在产业链条上的企业各司其职。但是当微利时代来临之后，这种密致错节的产业体系反而限制了企业获得更高的利润。

对于赵总过去的LCD工厂来说，尽管生产的是高科技产品，实际上只是LCD屏幕的组装环节。产业的上游是LCD面板制造和切割，基本是日、韩以及台湾地区的大型企业垄断，而下游的客户，则是一个个具体的消费电子企业，如手机、多媒体播放器、GPS等应用环节。对一家组装工厂来说，除非另起炉灶，否则很难跳出这种产业格局。

而彰豪塑料(10360,-155.00,-1.47%)五金所要面对的则是另外一种“潜规则”。彰豪塑料五金生产的是箱包的塑料件，如挂钩、搭扣等等，客户主要是大型制包、制衣企业。但问题是，彰豪很难绕过这些制包企业，直接与箱包品牌商接洽。不仅很难取得品牌商的信任，而且一旦被制包、制衣企业客户得知，基本上就失去了再次获得订单的机会。

华景咨询董事长佟景国将这种企业比喻成“车间经济”，本质上是被动接受订单任务，然后逼工人生产，逼供应商降价。如果从产业角度看这种现象，深圳市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表示，高度专业化的分工确实提高了产业的效率，但也造成产业板结现象，实际上阻止了产业链上低利润环节的企业向高利润环节的转移。如果有方法，就是企业要增加投资，吸引高素质的人才，需要企业具备一定的融资、人才引进、培养能力和知识产权保护能力，但是这些条件并不是大多数中小企业所能具备的。除此之外，中小企业只能依靠一个大型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以拉升产业链带动中小企业升级，这显然没有中小企业发挥的余地。

市场依赖，外迁无路

如果受制于本地的成本高企和产业结构，那么跳出原有格局是否能够避免利润的侵蚀？2000年以后，企业内迁的呼声一直没有停止，甚至在金融危机前后的2007、2008年两年，内迁的呼声更为高涨。但是在实际中却难有内迁成果。而发生内迁的，基本是大型高新技术企业，如英特尔将芯片工厂内迁成都，惠普内迁重庆。面对利润侵蚀，为什么中小企业愿意“坐以待毙”、关闭工厂，也不愿意迁移？

深圳市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表示，尽管目前的分工体系和产业格局不利于中小企业升级，但是却有利于使企业迅速构建完善的供应链体系。对相对大规模的企业来说，容易找到更多的外协伙伴，可以实现弹性生产。而中小制造业只做一个产业链环节，无论是企业所需要的机器设备，还是下游客户，在一天车程范围内都能找到众多合作伙伴，提高企业的响应速度。另外，中小企业主自身的社会关系网络和管理水平，也增加了跨地域发展的难度。除非整个产业链搬走，否则中小企业一旦落地很难搬迁。

市场和成本也限制了中小企业外迁的进程。就赵总而言，因为上游电子产品企业面向出口市场，只能布局在海运便利的珠三角地区，他的LCD工厂也只能开设在客户附近。他能想到的外迁，也就是把工厂从深圳搬到东莞，而实际增加的车程只是一小时以内。对于彰豪塑料五金公司来说，产品货值不高且客户要求的交货期短，如果外迁，增加的运输成本和货期损失，并不一定能够为工资下降的收益所弥补。

微利时代对制造企业真正的意义，是逼迫企业完成升级转型。KRONOS表示，在中国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中，每个工人的利润产出增长率平均每年只有2.07%，已经不足以覆盖成本的上涨。面对微利时代，企业的困惑在何处，又如何发现自己的蓝海？